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表面上看，抗击疫情是围绕新冠病毒所进行的防控“阻击战”，但实际上，从抗击疫情伊始，一场以疫情防控为牵引的“总体战”和“人民战争”就已经悄无声息地打响了。从内涵和形式、内容与进程、警示及启发等角度，揭示抗击新冠疫情所蕴含的三重之“特”，反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暴露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些短板与不足，挖掘新时代社会变革的新课题，是构建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内涵与形式之“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迎接这次大考，究竟该如何做，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考验着中国人民。目前，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所累积的底气与信心，没有经济发展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奠基的雄厚物质基础，没有在依法治国、精神文明、社会事业、生态环境、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的文明成就，中国都很难通过这次大考。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三个“战”字，体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具有的当下性、具体性、广泛性和全局性等实践特点。事实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就是党在疫情防控这一具体领域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场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革。
时危见臣节，时穷节乃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社会生活的“放大镜”。这场战争既过滤出用血肉换来安全、用无畏信念铸就希望的英雄逆行者的人性光辉，又放大了当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种种弱点，为新时代社会变革提出新的课题，是新时代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既检验了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让我们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又找到社会变革的新切入点和新生长点。
内容与进程之“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从医疗卫生领域开始，辐射至社会的不同方位和不同角度。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不仅陆续呈现，而且呈交织和叠加态势，既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又体现在党的建设、依法治国、精神文明、社会事业、生态环境、体制机制等层面。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作出部署，坚持全国一盘棋，运用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在短时间内创造出疫情防控的“中国模式”，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审视和考量的新视角。
疫情防控的“中国模式”的运行理念，是“人民至上”的立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党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而且还具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疫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嘱托：“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所有的抗疫政策和举措，都以这样的认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贯穿疫情防控之全过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接受人民检验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为了人民的人民战争，也是一场依靠人民的人民战争。
疫情防控的“中国模式”的运行保障，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在党的集中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习近平总书记曾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视为中国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历史上，正是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才能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在历经天荆地棘之后而浴火重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正是因为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压舱石”，才能实现大动员、大调度、大集中、大协同、大整合、大运作，使中国在短时间内走出疫情防控的至暗时刻，呈现出动员广、速度快、效率高、力度强的态势。
疫情防控的“中国模式”的运行机制，是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形成的“五位一体”的防控体系。“五位”指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医护全力救治、社会广泛协同、公众深度参与。党委、政府、医护、社会、公众等部门和群体各司其职，共同发力，形成一体合力和群集效应。民齐者强，上下同欲者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科学家的敬业精神和仁爱胸怀、中国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和无畏气魄、中国民众的大局意识和参与意识、中国社会的凝聚能力和整合能力等，显示了我国的巨大发展动能。
疫情防控“中国模式”的运行趋势，是“抗疫大战”与“经济大战”和“社会大战”并行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建立经济社会运行新秩序，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再出发的起点，又是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新使命。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启动建立经济社会运行新秩序的步伐，诸如：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和各类学校的复工、复产及复学;精准施行惠企和利民政策，努力打通建立新秩序的堵点、补上建立新秩序的漏点，帮助企事业和各类学校解决复工、复产和复学后所遇到的各种难题，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防控所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地稳定人心、市场和社会;在党的建设、依法治国、精神文明、社会事业、生态环境、体制机制、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层面，继续啃“难啃的硬骨头”，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总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孤立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一面镜子与一次大考。抗击疫情不仅是与新冠病毒作斗争，更要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短板及不足作斗争，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作斗争，与人们习以为常的不良行为方式作斗争。实践表明，病毒“阻击战”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还有赖于内含着社会全覆盖和全方位变革的“总体战”和“人民战争”。
警示与启发之“特”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虽然疫情是灾难，但灾难的背后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动力、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灾难不仅是警示、是教材，更是进步的阶梯。新冠肺炎疫情既给人类带来恐惧、困扰和苦难，又给人类提供了一次全面自我纠错的机会。因此，理性反思疫情与总结抗疫经验同样重要。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事实上，自疫情暴发之日起，人们就已经开始不停地反思、讨论和追问：疫情终将走向何方，人类到底应该如何生活，社会应该如何发展、国家应该如何进步。将这些问题加以分解，呈现出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是如何清理生物病毒，也即就疫情本身而言，如何继续防控，直至彻底胜利;二是如何清理社会病毒，即从社会角度看，如何正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所暴露的治理能力的短板与不足，如何抓住疫情所带来的机遇与转机。
此次疫情防控中所暴露的短板和不足的具体化形式不止一端，触及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择其要者，其主要表征及生发根源是：领导干部本领恐慌、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依旧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等。
补充短板、克服不足，使“不平衡”发展至“平衡”，使“不充分”嬗变至“充分”，需要继续强化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及运用的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这些思维方式，既体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
运用创新思维，就是要致力于解决“从无到有”的“开始走”的问题、“由旧至新”的“接着走”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立足于两个领域：一是立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本身进行创新，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支撑。综合多学科力量，加快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加强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与能力建设，等等。二是进行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相配套的创新，为疫情防控提供社会支撑。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系，等等;除此之外，领导干部要学习和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开展精神文明和爱国卫生运动，摒弃食用野生动物陋习，倡行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还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分层次和分领域的具体研究，明确哪些需要“从无到有”的“开始走”的创新，哪些需要“由旧至新”的“接着走”的完善，哪些需要进行创造性的重塑。
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相结合，既以完善和加强法治推进疫情防控，又以完善和加强法治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改革。法治凭圭臬，安邦靠准绳。运用法治思维，不仅要提升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遇到事情找法、处理危机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依法，还应及时修订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增强时效性与操作性;及时制定与国家疫情防控法律相配套的地方法规，增强针对性和具体性;及时制定与国家疫情防控法规相配套的具体政策，增强规范性及对应性，让干部群众有法可“找”、有法可“用”、有法可“靠”、有法可“依”。
运用辩证思维，就是统筹兼顾，避免就“抗疫”谈“抗疫”，而是从“总体战”角度出发，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面地、系统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片面地、零散地、孤立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微观上，将“抗疫”与“防疫”相结合，将危机治理和源头治理相结合。宏观上，将“抗疫” 与“备战”相结合，以备战姿态去对待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事业;将“抗疫”与“抗衰”相结合，最大限度地缓解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压力;将“抗疫”与“抗贫”相结合，努力完成既定的脱贫攻坚任务;将“抗疫”与“抗抑”相结合，处理好“治心”与“治身”的关系，注意对逆行者和医务人员进行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关注群众由于禁足、隔离、染疫、病亡、就业等激烈冲击所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运用底线思维，就是要反对盲目乐观论。虽然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度过严冬期，各地开始有序复工、复产和复学，但反弹风险依然存在，输入性风险也在不断增加，无症状感染者依旧是潜在隐忧，并且疫情防控的“中国模式”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空前高度集中的非常态化模式，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平战结合，“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我们只有以敕始毖终的谨慎和见微知著的洞察，才有可能应对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风险。
运用历史思维，就是要反对盲目悲观论。运用历史思维，就是要明确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战胜灾难的过程;中华民族是百折不挠的民族，虽历经磨难，但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在磨难中奋起和成长;中国共产党生于内忧外患，在攻坚克难中激流勇进。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强调：“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把握，既要彻底战胜疫情，还要完成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运用战略思维，就是要在“常态化防控”的框架内，设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应加强培养信念、政治、能力、责任、作风等过硬的党员干部。实践上，加强前瞻布局和源头治理，既要完善疫情防控的预测和预警机制、救济和救助机制，又要完善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形成科学规范、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可持续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既避免疫情防控的蝴蝶效应，又避免社会运行的蝴蝶效应。
实践表明，灾难总是以社会的进步为补偿。抗击疫情和反思疫情都是文明推进的必要环节。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反思疫情是为了使人类的美好生活不再被疫病所困扰，更是为了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不断破解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为构建美好生活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