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如果说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萌芽于尧舜时期的话，那么经过周公到孔子，则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完成了奠基。那么，其奠基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呢?
从“天下”观念到“天下统一”观念
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要义，首先表现为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因此，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本要求。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汇编。从《尚书》中可以看到，最早最显著的爱国主义萌芽，是“家族”“万邦”与“天下”观念。《尚书》开篇歌颂尧帝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可见，虽然尧帝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时期，还没到真正的“国家”阶段，但已经有了“家族”与“万邦”观念，并追求“协和万邦”的和谐局面。而到了舜帝时代，“天下”观念也已显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意即陛下光照天下，天下苍生百姓，万邦贵贱之民，都是陛下的臣子。这种观念到了周公时代，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则进一步明朗化。《诗经·小雅·北山》歌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五子之歌》篇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尚书·武成》篇曰：“垂拱而天下治。”
孔子处在春秋后期，周王室势力不断减弱，诸侯群雄纷争，天下动乱，百姓困苦。因此，孔子思虑的重点，是追求天下统一，百姓安宁。《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的追求：“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所以，在孔子眼里，凡是有利于天下统一，百姓安宁的事情，都应肯定。《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天下才能统一，百姓方得安宁。而天下是否有道，关键要看国家权力掌握在谁手里。春秋末期，权柄落在诸侯手上，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已经不由天子作主，而由诸侯作主决定，这完全是“无道”的行为。由于天下无道，礼崩乐坏，违犯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断发生，当孔子得知鲁国执掌大权的贵族季氏用八佾舞于庭院这一破坏周礼的事件发生时，愤怒抨击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在孔子看来，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有诸侯之礼，各守各的礼，才可以使天下安定。反之,则易于导致天下动乱，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孔子这种追求天下统一，百姓安宁的观念，无疑是现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中，强调国家独立安定统一，坚决反对动乱分裂的观念之源。
从“协和万邦”到“大同”理想
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本，就是热爱祖国，不仅追求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而且追求国家的富强、文明、和谐与进步。因此，一切为此而奋斗的思想行为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从尧舜禹时期到夏商周时代，致力于各部落诸侯的和睦相处，天下安定，即“协和万邦”，一直都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价值目标。孔子继承了前人特别是周公的价值理念，也力主“和为贵”“讲信修睦”，以追求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在此，孔子立足于“小康”，把重建西周“小康”社会作为其近期的社会理想。然而，孔子并不满足于这种“小康”状态，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远期社会理想——“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认为，要实现“小康”与“大同”的理想，必须要广推“仁”德于天下。当然，“仁”德的推行是十分艰难的，必须要有一种为实现理想而勇于献身的精神。《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尽管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天下，但孔子为了理想，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游列国，百折不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自始至终乐观地梦想着“得君行道”，有朝一日实现其社会理想。
从居安思危到忧国忧民意识
忠君爱国，应当以天下为己任，要有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种忧患意识，在周公那里，已有充分的表现。在《尚书·酒诰》中，周公看到殷人因曾大肆酗酒，以致亡国，反复告诫康叔，千万不要因此而失去天命。“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大意是说，古人说得好：要观察自己，不必对着水照，应该对着百姓的心去照。现在殷商已经为此丧失了天命，我们应当以此作为深刻的儆戒!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耳闻目睹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面对这一切，孔子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改变这种动乱局面，他以天下为己任，在政治上追求天下统一，恢复周礼;在文化上，要弘扬华夏古老的传统文明，使中华文化绵延久长。要做到这一点，孔子认为人们必须修德守礼，实行先王之道;而现实却极其残酷，因此，孔子忧虑重重。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当今天下之危就是人们普遍谋食不谋道，忧贫不忧道。
从周公到孔子所形成的忧患意识，给后人以巨大影响。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仁人，无不心系天下万民，无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分愁担忧，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千难万险矢志不移。
从敬德保民到以德治国之道
爱国主义精神还表现为探索祖国和谐安宁兴旺发达之路的不懈努力精神。中华民族文明不仅发源得早，而且绵延不断，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从《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尧舜禹时期以来所探索出来的“治国理政”模式——德政，到了周公时代，已经基本形成。周公认识到，政治的根基是政权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根本就是“天命”。但天命是不会永远不变的，“惟命不于常，汝念哉!”一个王朝得天命的根本就在于“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必须“敬德”。只要“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而“敬德”的根本是“保民”：“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因此，保民才能保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周公形成了他的“敬德保民”思想。
孔子大力弘扬周公的“德政”思想，并进一步上升到以德治国之道。在治国理政上，孔子提出了“道”的概念：“先王之道”，它突显了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在孔子看来，天命，往往表现为“天道”。这个“天道”也是“人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人道”来自“天道”，“人道”反映“天道”。它既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因此，治理国家，必须遵循“先王之道”，即实行“德治”，施行“仁政”。
同时，孔子也像周公那样，认为实行德治、施行“仁政”，并非不要刑治。然而，德治与刑治相比而言，德治更为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在此不仅强调了德治的重大价值，还看到了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有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萌芽思想。
由此可见，从周公到孔子，已经奠基了中国历史上以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德主刑辅”德治之道。这种德治之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中国文明，也奠基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之中的爱国爱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