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被侵蚀、破坏和颠覆的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防线和思想防线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坚守。我们既要增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又要增强国家思想、文化、精神等软实力，特别是在中西文化较量和多元文化思潮冲击中，树立文化自强自信心，打好文化安全攻坚战。
事关国家安全的斗争有两类：一类是激烈的高强度的斗争，如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另一类是和平的隐蔽的斗争，如文化领域、信息领域的斗争。文化领域的斗争尽管较量无声，但却影响深远。能否有效维护文化安全，事关民族兴衰，事关国家命运，事关党的前途。
文化安全事关民族兴衰存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形式则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离开民族文化的凝聚，一个民族将是一盘散沙，甚至会消亡。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文化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交融，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凸显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上，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开放文化市场，允许美国文化产品可以自由进入欧洲市场。但这项要求受到了欧洲国家的普遍反对。法国认为“文化不是土豆”，率先提出了至今仍然被普遍认可的“文化例外”原则。在中国，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民族的强盛，总是以中华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文化安全事关社会制度安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制度安全，都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1947年3月，美国政府担心共产主义渗透，制定了“联邦忠诚法”，规定由司法部门、联邦调查局对全国250万名公务员进行“忠诚调查”，对不忠诚者立即解除公职。
冷战结束后，在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蛊惑下，我国有些人信以为真，不愿意提文化斗争问题，认为那样太“左”，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西方政治决策者们对此毫不隐晦。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就职演讲中，仍然把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放在一起，视它们为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2016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的《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则授权美国国防部建立一个反宣传中心，以对抗外国对美国的宣传。当前，西方大国之所以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鼓噪周边小国与中国的矛盾，除了存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外，根本原因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决不希望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我们越是发展壮大，他们就会越焦虑，就越要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可以说，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是横亘在东西方国家之间一条看不见却难以逾越的屏障，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文化领域的斗争就不会终结。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新的安全观，指出要切实维护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在这11个国家安全要素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文化安全同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一起，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保障。
同其他要素安全相比，文化安全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安全，所以西方大国历来把文化作为维护其自身国家安全和推动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认为，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支撑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分别是“维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在全球拓展美国式民主”“制定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将推广“普世价值观”视为当前美国“四大核心利益”之一，认为必须让国内和世界各地尊重普世价值观。报告还援引奥巴马总统的话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安全资产;我们的长期安全必将依赖于我们最宝贵的国家安全资产。如同美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不可能轻易与文化割裂开来一样，我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也不可能与文化割裂开来。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安全形势做一比较，可以发现，在冷战阶段，我国所面临的文化安全形势是总体严峻但问题相对单一，风险和挑战主要来自国外;冷战结束以后，我国所面临的文化安全形势是总体稳定但问题趋于复杂，风险和挑战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
“颜色革命”的威胁。所谓“颜色革命”，主要是指21世纪以来一系列由西方大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策划发动的，由国内反对派组织实施的，以建立亲西方政权为目的的政权更迭事件。“颜色革命”往往打着“文明”幌子，以经济援助、政治互动、文化交流等为平台，以反对极权主义、加快民主进程、促使人权实现等为借口，行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之实，因而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进入21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的策动下，世界已经发生了三个波次的“颜色革命”：第一个波次是“中亚波”;第二个波次是“西亚北非波”;现在是第三个波次——“远东波”。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亚波”，还是“西亚北非波”，每一轮“颜色革命”都指向特定国家。第一波次是俄罗斯，第二波次是伊朗，第三波次则是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放言，要把阿拉伯之春引入中国。西方国家已经将“颜色革命”作为对华优先的战略选项和长期坚持的战略手段。我国文化领域正面临着越来越强的西方文化渗透的压力。
“政治转基因工程”的威胁。西方国家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高层政治人物，一个是知识精英阶层。政治人物特别是高层政治人物，对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可以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曾在美国学习过并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后来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在苏联的自由化改革问题上，对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西方国家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的第二个对象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理论的宣传者，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思想、学术观点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情绪、情感。正因如此，知识精英历来是西方重点关注的对象。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说过，控制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近年来中外文化斗争过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对我进行文化渗透和攻击，总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传播其思潮和价值观的基本力量，并采用各种手段扶持和培植亲西方知识势力。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威胁。这是与我们党和政府主张相违背的文化思潮。反主流文化思潮，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衍生性产物，尽管具有内容多元的特点，但其核心是反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比如，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有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范畴，说成是“向西方标准看齐”“回归人类文明主流”，试图以西方“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如，我们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有人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供给学派”混为一谈，而实际上，我们党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根本就没有关系，更谈不上理论渊源。这些反主流文化思潮往往打着学术研究、探究人性、还原历史的幌子，采取移花接木、以偏概全的方式，歪曲现行制度，抹黑党的历史，试图从根子上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的合法性。文化思潮对社会大众的情绪情感、理想信念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大面积的文化认同危机、信仰认同危机，同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动有着重要的关系。
党内消极腐败的威胁。腐败问题，损害的不仅是肌体的健康，还有思想的健康。美国学者约翰·约瑟夫·沃利斯认为，腐败的盛行绝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而会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对一般信心和信赖起腐蚀作用，导致难以维持公民的道德。原苏共中央委员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讲到苏共信仰危机时认为，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不断下降，同时作为一种自然反应，右的和左的平民主义都冒出来了”。在向来推崇以吏为师的中国文化中，领导干部的消极腐败，引发的不仅是党内普通党员的信仰危机，还有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仰危机。可以说，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和消极腐败文化所激起的社会的情绪反应和对主导文化的挑战，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分化”的力量。
文化创新力不强的弱化效应。文化领域历来是各种思想观念“交流与交锋”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持久的领域，谁在文化领域拥有话语权，谁就具有影响政策主张、引领社会大众的主导权。而话语权的大小，不是取决于谁“喊声”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文化原创能力的强弱。与这种客观现实不相适应的是，我国还存在文化储备不足、创新力不强的问题。一方面，“西式教条主义”盛行。一些人把文化创新变成了对西方话语系统和价值观念的复制和传播，对西方学者的观念和话语体系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言必称“西方范式”、文必行“西方话语”已经成为这些人对“理论研究”的另类解读。另一方面，“学术腐败”屡见不鲜。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少了，一年磨十剑的作品却日益增多。作品的数量并不等于作品的质量，文化的平庸必然带来文化的危机。
国家实力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文化软实力也是影响文化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所具有的感召力、创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必须提升国家文化的主导力、创新力和影响力。
一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感召力。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当时剖析甲午战争的文章浩如烟海，但一个基本共识是：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文化之败、信仰之败。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我们党是靠信仰发展起来的，没有信仰，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岁月最有情，也最无情。长期的执政使我们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在一部分党员中也淡化了精神和信仰。今天，我们在文化安全上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信仰缺失。信仰缺失是最大危险，比战争失败还危险，因为一场战争失败了还有机会扳回，信仰没了就不好扳回了。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最多的就是理想信念问题、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因为这是一切问题的“总开关”。
如何使党的执政行为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核心是加强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在价值多元、诱惑无限的今天，我们党必须经常“注意整党整风”，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让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政治追求，真正转化为我们的执政行为，让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各种行为彻底消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感召力。
如何使党的执政行为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核心是关心百姓生活。列宁曾指出：“大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信念的，他们不相信书本和空谈。”大量事实也说明，一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理论的支持程度，也取决于生活的支持程度。过去，我们光注意了生产，没注意生活。在主流价值建设方面取得了成绩，但在生活领域，在老百姓认同方面，却出现了问题。忽视百姓生活，就难以有效引领大众思想观念，就难以让老百姓形成文化认同。今天的老百姓最关注发展问题、公平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等等。如果党和政府回避这些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问题，无论怎么宣传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都不会相信，效果就必然大打折扣。
二是增强文化创造活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靠雄厚的物质基础，更需要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没有活力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也就不可能有影响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解放和增强文化活力。增强文化创造活力，亟须处理好三对关系。
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任何文化都是为一定现实政治服务的，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的纯文化是没有的。但是，政治不能代替文化，政治代替文化只能带来文化的僵化和倒退。处理好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文化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党和政府要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宽松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文化资源配置上，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占主导地位的。这种配置方式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但也存有弊端。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之所以出现文化供给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与这种文化资源配置方式不无关系。后来，政府逐渐将市场机制引入文化领域。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也符合文化发展规律。我国电影业是目前公认发展最好的文化产业之一，而电影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市场化改革。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市场机制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市场机制无法满足低收入人群的文化消费需求，不能自发维护社会公德，也无法消除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强调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要强调发挥好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方面的作用，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我们党一个重要的文化方针。这个方针既强调尊重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自由，又强调艺术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对党的文化方针政策作狭隘的解释的现象。比如，有人认为，弘扬主旋律就是文艺作品要正面歌颂，要说好话。把弘扬主旋律等同于政治标准、等同于歌功颂德，这是对党的文化文艺方针政策的误读，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而且极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什么是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得很清楚：致力于表现中国人的生存命运、表现中国精神、表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实践的作品都是主旋律。弘扬主旋律，并不意味着对现实问题的回避。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导向。我们在讲“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要“提倡多样化”。
三是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要打好这场持久战，既需要提高内力，打好防御仗，也需要积极作为，打好主动仗。要千方百计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纠正经济影响力等于文化影响力的错误观点。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有人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自然也会增强。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必须看到，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受益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但并不是必然结果。其一，制约文化影响力的因素很多，国家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程度、国民智力素质、官员气质形象等，都渗透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而绝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其二，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并不总是同步的。19世纪的德国人才辈出，但经济上很落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但思想灿烂辉煌。美国1895年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尔曾说：“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很难判断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是被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所吸引，还是仅仅被中国巨大的贸易利益所吸引。”
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形成共识，社会主义文化能否“走出去”有些人却讳莫如深。目前，在文化交流领域有个怪现象：对内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文化，对外则讲中国传统文化。其原因就是缺乏文化自信。鸦片战争后的100年时间里，伴随着国家的积贫积弱，中国人的精神垮了，文化自信心没了。今天，我们虽然摆脱了物质贫乏，中国的企业、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但在文化方面，仍然存有自我矮化、自信不足的问题。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疲于防守、被动应对。解决这种被动局面，首先需要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成功的，我们比任何人都有理由坚定文化自信。
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文化的先进性，是文化能够被别国接受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现在孔子学院在世界发展很快，但也面临着“走出去”却“扎不下根”的窘境。出现这个问题，不是说孔子思想、中国文化不好，而是因为我们不善“营销”文化。美国文化在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原因不在于它有多么先进，而是在于善于营销。研究美国文化的法国学者费雷德里克·马特尔认为，美国不仅对外输出文化产品，而且还输出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就是公司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美国的电影制片公司、大型企业、传媒集团才是整个运作方式和生产规则的掌控者。要突破我们当前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送出去”但“扎不下根”的困局，必须改变“营销”方式，既要坚持在政府主导下把文化输送出去，又要借鉴外国好的做法，把文化推销出去，形成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花结果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