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两股商人势力特别瞩目，一是徽州商人，简称“徽商”；二是山西、陕西商人，俗称“山陕商人”，简称“西商”或“晋商”。从明中叶至清末，这两股商人势力遍布全国，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达300多年，对各地的经济、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晋商产生于黄河流域，徽商产生于长江流域。两地的商人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许多相近的地方。
1.生存条件相似
徽州在长江以南，山西在黄河之东，两地相隔千里，气候、地理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人多地少，物产匮乏。山高水激，不利于农业生产，粮食奇缺，劳动力过剩，成为徽商产生的自然根源。山西和陕西在历史上也是人多地少，特别是黄土高原、秦岭、太行山区，生态环境差，非常不利于农业生产。《五台新志》称：“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
2.兴盛的契机相同
徽州和山陕一带的人民经商的历史虽然很早，但形成影响全国经济的商人势力是在明代。明王朝为了抵御蒙古军队的南犯，从辽东至嘉峪关沿长城一线，驻守了数十万军队。为了解决边防部队的粮饷，明政府一方面让驻军屯田开荒，生产粮食，另一方面以出让食盐的销售权为代价，鼓励商人将内地的粮食、草料、衣物、油棉等物资运往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关、延绥、宁夏、固原、甘州等边寨驻军重地。历史学家称这项政策为“开中法”。“开中法”实施后，山陕商人利用其地理优势，迅速崛起。徽商见山陕商人发了大财，也挟资北上，开赴九边，与山陕商人争夺商权。成为“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的与西商并驾齐驱的商界劲旅。
3.民风相似，勤俭致富
山陕和徽州的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人民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歙风俗礼教考》中称当地群众“家居务为俭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已。”勤俭节约为外出经商积累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是徽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山陕一带的人民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亦是此地商业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清一统志》引《旧蒲州志》称蒲州一带“民性质朴，好节俭，力田绩纺，尤事商贾。”勤奋节俭不仅是本地山西人民的一种美德，而且成为旅居外地的山西人，特别是山西商人战胜困难，成就事业的法宝。
4.均以儒家所提倡的诚信为商业道德，以义取利
成功的徽商和晋商都十分重视商业道德，把“诚信”作为做人和经商的信条。如徽商黄梅原“言信情忠，游江湖间，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其规时合变，损盈益虚，巧而不贼，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晋商在事业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讲求信义，以勤劳取利，以节俭致富，不欺不骗。即使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种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情愿自己承担金融风险，也要取信于民。
5.经营方式相同，均以同族、同乡作为经营实体，带有宗法性质。
徽州既是一个山川秀美的地方，又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地方。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就有不少中原贵族大姓为避战乱，定居这里，形成聚族而居，注重宗法，讲究门第的传统。山西四面环山，相对比较封闭，亦有聚族而居的传统，直至近代在晋南、晋中还可以看到一村一姓的大城堡。所以徽商和西商在经营方式上都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金太史集》卷四《与歙令君书》中称：“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夫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晋商用人有一套“潜规则”，雇员均为本族或本乡之人，外籍人员一律不聘，以便通过监视其家属而达到控制职员的目的。
徽商与西商的不同点
徽商与晋商虽然有许多共同点，但毕竟是两个不同地域的商帮，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他们不同的特点。
1.活动的地域中心不同
最初的徽商是为解决徽州地少人多的矛盾而出现的，活动范围一般在江西和浙江两省。明中叶，实行“开中法”以后，徽商开始北上，出现了“走吴、越、楚、蜀、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的景象。明成化以后，盐法改革，实行纳银开中的办法，徽商退出了边商的行列。西商则除了垄断供应边塞军民的商品外，还从边商中分化出一部分内商，到两淮、长芦、自贡与徽商争夺食盐市场。万历年间，徽商凭借徽州地理上靠近淮盐集散地扬州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但他们经营的品种较少，而且主要活动在长江流域，而晋商经营的商品种类很多，活动的范围很广。特别是晋中票商兴起后，其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各地，远及俄国、印度、日本、朝鲜等国。
2.经营的商品各有侧重
徽州和山陕虽然都有经商的传统，但在早期都是为满足当地群众的生活需要而经营的，虽然经销的商品比较广泛，但都没有形成规模。明中叶实行“开中法”以后，徽商以经营食盐为主，兼营典当和木材；西商除经营食盐外，还一直作为边商，向边关贩运粮食、棉布、茶叶等大宗商品，并将蒙古和西域的皮毛、马匹贩运到内地。清中叶以后，晋商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经营金融信贷业。从经营品种上讲，晋商除了在食盐上略逊色于徽商外，在粮食、棉布、茶叶等领域的经营规模都超过了徽商。
3.地域文化的特点不同
徽商重儒，晋商重义；徽商以程朱理学大师为旗帜，晋商则以武圣关羽为旗帜。重农抑商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但在徽州和山西等地，由于自然条件不适应农业生产，而形成了重商轻农的思想，甚至重商轻儒的习俗。如《雍正朱批谕旨》中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形成了有利于儒家文化发展的环境。婺源是儒家文化集大成者朱熹的故乡，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很大。徽州人外出经商发家致富以后，将相当的财力和精力用于文化消费，或研读诗书，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或开办学堂书院，培养自己的子弟进入仕途。故而被历代王朝推崇的儒家理学大师朱熹成为徽商的旗帜，程朱理学成为徽商的精神支柱。在安徽会馆中，文昌阁是主要的建筑之一，朱熹成为徽商崇拜的偶像。
西商是一个地域广泛的商人势力，为了维护其共同的利益，他们把儒家所提倡、佛道所接受、广大群众所认可的忠孝节义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而且建立了宣传和强化这种精神的组织形式和崇拜偶像，其组织形式就是具有行会性质和泛宗教性质的山陕会馆，其崇拜偶像就是被民间称为武圣人的关羽。因关羽祖籍山西解州，故山陕商人既把他作为忠义的化身，又把他作为商家的保护神来供奉。在山陕商人修建的山陕会馆中，都有供奉和祭祀关羽的神殿，并将其作为会馆中的主体建筑。这种建筑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歌颂关羽的忠义之举为宗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传说为关羽的磨刀日，六月二十四为关羽的诞辰，各地的山陕会馆，都要祭祀关羽，除隆重的仪式外，演出歌颂关羽忠义事迹的戏曲亦是不可缺少的，故在山陕会馆供奉关羽的正殿对面，必须建有一座装饰考究的戏楼或戏台。在山陕会馆中，以关羽戏曲故事为素材的木雕、石雕、砖雕、泥塑、彩绘随处可见。由此可知，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和山陕商人所信奉和提倡的道德伦理观念是一致的。
在对待传统戏曲的态度上，徽商与晋商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相同处是他们均喜爱戏曲，提供演出场所，资助演出，创办戏班，参与艺术活动。不同点在于：因地域和审美的差异，徽商喜好昆曲、皮黄，创办家班，以私家园林厅堂作为演出场所，满足自己的声色娱乐；晋商喜好家乡的梆子戏，创办字号班，除满足自身娱乐外，还通过商路把梆子戏推广到全国各地。会馆不仅是晋商聚会的场所，也成为当地的公共文化娱乐中心。徽商家班中的艺人与晋商字号班中的艺人有很大不同，徽商家班中的艺人兼具奴婢性质，没有人身自由；晋商字号班中的艺人，属雇佣关系。徽商直接管理家班，晋商则不直接参与戏班活动，由领班管理。
中国社会从农耕社会快速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大变革时期，传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满足群众文化娱乐的需求，研究和了解徽商和晋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