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普及和申遗热潮的兴起，我国体制内相关非遗机构的建立和保护工作逐步完善与规范化。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为非遗保护工作进入常态化与可持续化提供了法律保障。应当说，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速度快、力度大，资金投入也大。但由于我国多民族和地域广的现状，投入的资金与维持保护工作的常态化、基层化需要方面仍有较大的距离。另外，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新世纪初以来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古老的农耕文化传统随着许多民族古老村庄的消失和习俗的流变，亟待拯救和保护。同时，一些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文化习俗还面临着传承的困境。
推动非遗保护的村落研究
“非遗申报+项目保护”的工作模式和自上而下的体制化工作理念已不能适应急剧变革的现实，非遗保护工作正在不断开放、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呈现出自身发展的新趋势，这些新趋势也正在引发和推动着新的非遗认知观和实践观的萌生。
2009年，中国剪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其涉及的民族文化和包含的研究价值，都是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够全面认识到的。
自新世纪初以来，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以志愿者组成的团队从事中国剪纸相关的社会项目，并提出有关非遗传承保护活态文化村落社区研究方法。围绕这一方法，团队展开从剪纸的申遗到农村原生态文化保护、从教育领域的文化传承到师资培训，以及新剪纸的艺术创作与教学实践等一系列民间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科研与教学的拓展。
村社文化的研究方法，开启了非遗与民间美术研究的全新状态，在具体的实施中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以村落（村寨）为依托的活态文化调查。具体包括：一年内村社文化信仰节日（祭祀）仪式的活动内容；剪纸在村社各类信仰习俗事项中的使用方式和工具材料、制作工艺、口诀、相关口传文化；村社文化传统中与剪纸相关联的其他信仰文化类型的象征隐喻内涵；同一民族区域不同支系的文化差异及同一区域不同民族的剪纸文化传统的关联和影响；传承现状存在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思路；以剪纸为模板进行纹饰复制的其他民间美术类型等。2.以传承人为主体的口述文化与手传文化的调查。具体包括：传承人从艺经历及师承，以及向下一代传承的情况，传承人的从艺时间和在村社中的影响；传承人所掌握的剪纸纹样类型，及其制作工艺、口诀、传说和信仰内涵；传承人对剪纸民俗仪式及生活使用的文化方式和过程的口述解释等。3.以剪纸文化信仰使用功能为核心的剪纸纹饰内涵及纹饰分类调查。4.以民族区域完整剪纸类型为目标的剪纸实物收藏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剪纸的多民族性呈现为一个文化多样的艺术世界，根据田野调查，我国有近三十个民族有相关剪纸的习俗传统，中国剪纸是一个极具文明研究价值的“文化新大陆”。
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程式化的文化标准，它是以具体独特的活态文化存在呈现的。以往我们对剪纸的研究过于注重纹样系统，忽略村社文化传统中剪纸的文化存在，更忽视把剪纸还原到具体民族村社文化的研究。文化的具体性在以往研究中不仅是残缺的，在时间框架及地方知识的特性上也易混淆和主观化，从而导致推理出来的理论在客观上是粗糙的，也不具备生活还原的价值和真实性。
村落社区传承保持着最本源的民族文化形态，是民族文化活的细胞和基因库，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正是依附在村社文化传统中绵延存活的。它不仅是历史遗存与族群文化记忆生长的土壤，也是适应调节族群当下生存的公共社会。
活态文化的村落社区研究，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生态的整体，回到村社的世界，去发现文化的真实存在，去发现村社民众对文化的情感心理和社会需求。
村社文化传承所呈现出的问题
围绕剪纸艺术展开的村社文化调研中，我们可以听到基层文化传承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仅代表了村社的现状，也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实施提供了参照。在对各民族村社的调研中，我们梳理出当前非遗保护工作中所表现的一些问题和现状。
第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冲淡了村社民族文化传统，许多传统性、民族标志性的事物发生流变或式微，如民族服饰在一些地区逐渐淡化，款式也日趋简化；许多传统民俗日常生活用品被现代化商品替代等。
第二，与剪纸技艺相关的民间刺绣、服饰制作等手工制作正面临着濒危趋势，为满足市场需求，许多手工制作已普遍被机器制作所代替。
第三，非遗保护工作推动了民间剪纸走向社会，许多成为代表性传承人或获得“民间艺术大师”称号的人到处表演、展示，销售作品，而文化原生地剪纸依旧缺乏市场，处于无人关注的边缘。那些离开当地市场民俗需求的传承人，在不断展演中，其作品越来越脱离原本的民俗与传统的特色而成为一种缺乏文化内涵的装饰商品。类似这种文化物流式的传承方式，表面看是一种繁荣，实际上是一种削弱了地方基层文化的传承。
第四，我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许多地方政府过度开发和强行开发的事件频频发生，村社文化正面临着衰落与消失。村落的生活是一部完整的民族文化志，村落的消失便意味着一种不可复制的文化生态与形态的消失。所以，我们应对面向多民族村社文化传统中代表性文化类型的抢救式发掘给予高度重视。
第五，在村落民众生存文化心理集体意识中，古老的巫文化记忆依然存在。因此，仪式类剪纸的传承与保护，具有一定村落民众信仰的自发性基础，对这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仪式类剪纸我们应给予关注和保护，因其作为文化物种的稀有价值，即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文明的认知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剪纸本身。
第六，教育传承是推动不同民族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形态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当前，我国村落一级的教育远远不能满足村社文化传承的需要，村社教育的缺失，加速了村社文化生态的瓦解。
让村庄作为活态文化研究的起点
剪纸的调查与研究是从进入村庄开始的，这是活态文化研究的一个起点，把不同民族的剪纸还原到该民族具体村社文化传统中去研究。首先，我们要注重剪纸艺术的日常性特征。民间剪纸的技艺更多是来自于人自身的文化习惯和手工造物的经验传统。民间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源自她和人类自身生物体的本能和文化活态性的习惯。剪纸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行为，无论选取的是什么材料，在平面材料上的剪形与刻形都是不同民族最具日常性与手工性的生活传统，手工性、平面性、生活需求的日常性，以及纹饰隐喻的象征性，成为多民族剪纸共有的文化特征。
其次，要注重剪纸艺术不同的区域文化状态。如东北萨满文化区一些民族的剪皮传统，体现出更具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的原始性思维特征，这些民族剪皮中的造型，以岩画般的简约剪影式图形，表达自己生活中熟悉的游牧动物形象。西南地区的一些迁徙过来的少数民族由于其族源靠近中原地区，他们的许多剪纸纹样在花草类型上与汉族剪纸有关联和相似的地方。云南小乘佛教文化区域的剪纸，更具有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特征，无论是纹样或剪纸的形制，都带有亚热带的自然特色和宗教的程式化色彩。
我们要去发现剪纸作为一个文化物种的真实价值和艺术特色，让村庄里的活态文化成为文明的阐释者，把村庄里的故事讲出来，而不是用村庄里的故事去填充编织学术的梦想。■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