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邀其共赏旧藏名人信札。
有一通上世纪50年代初陆定一、胡乔木致邓拓函。信函书写在特制的公用笺上，上方印有“新闻总署”字样。纸质为新中国成立后通用的新闻纸。信函内容主要是商榷对研究凯恩斯经济学的北大教授、经济学家樊弘开展学术批评有关事宜。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家新闻总署署长，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在信中陆、胡让邓与时任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王学文、教育部党组书记钱俊瑞、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于光远、《学习》杂志总编王惠德等协商，力求批评文章“在态度上不是人身攻击的，不是算老账式的，而是团结的、友谊的”。
在中国现代史中，邓拓是一代“书生”悲剧命运的典型。其标志性事件：一是所谓“书生办报”，二是“三家村”冤案。
邓拓出生在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为了追求真理，在上海读大学时，就秘密参加了左翼进步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嗣后，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又同当时的革命知识青年一样，放弃学业，跋山涉水，奔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从此，他一手握笔，一手拿枪，开始了他从事革命新闻工作的生涯。他26岁主编抗日敌后根据地最早的新闻报《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33岁主编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两大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在太行山下游击办报十年的邓拓出任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正处在历史大转折中。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总编的邓拓，他不仅日夜撰写文章，修改稿件，签发大样，而且处在国内外错综复杂斗争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多事之秋。批判运动风起云涌。文坛三大公案即《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案相继发生。他处在那个位置上，不仅不能逃避，还要积极参与，甚至直接推动那些批判运动。这对于一介“书生”的他，当然痛苦纠结。
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同志发生了意见分歧。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担心急躁冒进，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章经邓拓修改后，排出清样，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再次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毛后来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邓拓面对中央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左右为难。由此，他失去了最高领袖的信任。
1956-1957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1957年4月，中央根据“八大”决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希望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纷纷响应号召刊登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邓拓凭着长期办党报的经验和知识分子良知，没有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而是采取了冷静的对知识分子进行保护的态度，表现比较“保守”。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毛泽东十分不满。他召见报社全体编委，对邓拓进行了严厉斥责。毛泽东说：“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邓拓等人才离开。两个月后，毛泽东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吴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任社长，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明升暗降，事实上被架空。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工作会上，旧事重提，再次点名批评。他当着全体与会者说：“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致使邓拓不得不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到北京市委工作。在报社为他举行的送别会上，邓拓吟诵了一首律诗，题目是《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据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诗人袁鹰回忆，在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之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只是声调中略带一点怅惘。
邓拓来到北京市委，经他的老上级、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安排，任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从此他告别了每天上夜班签版样的紧张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写作和书画收藏。上世纪60年代初，他先后在《北京晚报》和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开设“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加盟，撰写针砭时弊、言之有物、文风活泼、卓有新意的短小杂文，为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读者提供难得一见的精神食粮。被作家老舍誉为“大手笔写小文章”。然而时隔不久，“文革”风暴骤起。《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成了邓拓罹祸的导火索。面对全国上下齐声讨伐的巨大压力，1966年5月17日，在“五？一六”通知公布、“文革”开始的第二天深夜，邓拓写下六千字的遗书后，服过量安眠药以死明志，为他的悲剧人生画上句号，成为因“文革”而自杀的第一人。
邓拓是一个文人，又是忠诚信仰共产主义的党的高级干部。他的人生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不仅造就了一批驰骋疆场的将帅之才，而且培养了众多笔走龙蛇的“党内秀才”。这支“秀才”队伍主要来源于当时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通过当时中国各类教育或刻苦自学途径，成为学有根底的文章高手。就个人历史选择而言，他们追求革命，比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要付出更大勇气和艰辛努力。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以后，他们在研读革命理论，将马列主义中国化方面，较“学院派”知识分子，更胜一筹。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党内秀才”大多成为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骨干。但是，不管他们身居何种岗位，从事何种工作，他们的人生底色都是书生。他们投身革命时所追求的，那种寄托着遭受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人民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梦寐以求的民主理想，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坚持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人文传统，始终是他们的人生坐标。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由于党内生活和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倾向，致使有人因直言谠论而落马挨整，有人因卖论求官而青云直上。而邓拓这个党内久负盛名的才子，素不习于官场潜规则的一介书生，在风波诡谲、派别林立的政坛中，却终身怀抱赤子之心，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从而酿成这场人生悲剧。
哲人其殇，可感可佩；书生本色，可钦可敬。
邓拓作为以书生角色投身革命的典型，值得今后几代人探究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