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审查？在《审查官在行动，国家如何塑造文学》(CensorsatWork：HowStatesShapeLiterature）一书的引言中，作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引述了他的学生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从给学生打分，到把教授称之为“教授”；从政治正确，到同行论文评审，乃至一切评论；从驾照的申请颁发，到公路限速；从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到面对国旗宣誓。更不用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私下侦查，即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那些事。还有人提到禁止攻击型武器。
对于最后一点，年初遭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扫射的巴黎《查理周刊》的编辑们，大约不做此想。当人们的口号从“我是查理”变成“我是伏尔泰”，人们对于表达自由的理想情怀日益突显。据说伏翁曾有名言：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捍卫你的发言权。但据专家们考证，此话实属后人伪托，就像玛丽·安东瓦奈特也从没说过“让没有面包的人民吃蛋糕”那句和晋惠帝异曲同工的昏话。炽热的人文情怀，常使人们倾向于接受历史更加应然和戏剧性的面貌。
用达恩顿的话说，人们对于审查，经常抱持一种摩尼教式的眼光。或许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本来就是一般人看待世间一切的态度——因为功利动机，所以必须道德化。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位作者的故事，就从启蒙主义时代的法国讲起。这也是他个人的专业领域。
这个美国史学名家以往的著述，也常涉及那一时期的研究，如《屠猫》（TheGreatCatMassacre）一书讲述十八世纪巴黎一家印刷作坊的学徒工们，通过虐猫的方式，抗议雇主夫妇的剥削压榨，以及恶劣的工作和居住条件，同时反映法国传统的迷信行为；《圣水中的魔鬼》(TheDevilintheHolyWater）则关于大革命前，怀才不遇的下层文人，如何通过编写小册子，表达他们对于权贵生活的想象和褒贬，而这些诽谤之作一旦被禁，则将印制过程转移到荷兰等地，再返销国内。
有这样的写作存在，自然会有来自官方的查禁，有时采用的方式还很激烈，包括跨国捕杀。而达恩顿的新书《审查官在行动》告诉我们，波旁王室推行的审查制度，其本来用意和功能，很多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作者现举一例：一本名为《重游美洲诸岛》的书，1722年付梓于巴黎，版权页的功能更像今天的护封，印着书的内容梗概，明显带有推广用意。不同于我们今天的习惯，这页印满字的纸上，竟然没有作者，虽然这不是匿名出版物（封面上有其姓名）。
版权页上最重要的信息，是一个地址：巴黎，圣雅克街，皮埃尔-弗朗索瓦·吉法尔印坊，地近马杜兰神父街，圣特蕾莎像为记（门牌系统的普及，还是二三十年后的事；门外的铁艺圣像，是一种导向标识）。这座城市19世纪曾全面改建，但圣雅克街如今还在，刚好经过索邦大学。13世纪起，法国书业统一归由大学管辖。考虑到当年大学基本就是神学院，新书内容在宗教思想上很难出圈。而古滕堡之前的书籍，数量上也较易控制。
吉法尔印坊所在地，恰好处于拉丁区中心位置，与审查部门同在一条街上。这本身就是合法性的标志。在《重游》一书的前言部分，印着四位审查官的评语。首先是索邦的一个教授，自称饱览书中所录奇物异事，殊以为快。接着一个植物及药物教授强调该书，对于远航的商贾、旅人及博物学者的实际参考意义，并对其文风大加褒扬。一个神学家称赞该书非到终卷，难以释手。
以上种种，实在不像审查者的判词，反倒更接近文学评论家的红包软文。当时的书籍出版，属于君主的恩典，品质方面的背书，自然成了必须，否则上头的颜面何在。加之审查者与被审查者之间，共同享有一层文人身份，于是维护法国文学的荣耀，也是彼此的义务，因而绝不仅限于禁绝异端思想，那么简单。很多时候，他们还要为作品修改拼写，润色辞章。从功能上说，他们更像品质管理人员。
在一个特权社会，君王恩泽广布，却难雨露均施。法国的教育系统生产出太多粗通文墨之辈，却不能为之提供进身之阶。他们基本没有资格进入上述审查程序，但印刷术的普及，又让他们得以通过非法途径，地下出版各种小册子（当时叫libelles，诽谤一词，即源于此）。各种造谣惑众的小道消息、阴谋论，填补了社会上被压抑的言论空间，一旦触怒官方，巴士底便是制造者们通常的去处。
进监狱的不止作者和书商，个别审查者也会落到如此境地。有个负责对付地下出书活动的家伙，因工作之便掌握了大量相关知识，后来垂涎于其中的丰厚利润，私下投身“二渠道”，靠色情读物大发利市，后来不幸被手下告发。其中也有人格高尚的。当百科全书派作者狄德罗成为政府严打对象，负责此案的官员不但帮助其脱身，还私下为他保管手稿长达六年。
达恩顿笔下的另一种审查，也就是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虑析书刊内容的方式，至少时间上距我们更近。由于东德政权的当代性，作者可以通过走访当事人，直接获得第一手信息，而不仅仅依靠史书档案，虽然排除误导性的陈述，需要很多辨析功夫。柏林墙拆除不久，两德尚未统一的1990年，他找到东柏林克拉拉-蔡特金大街190号，也就是前东德审查部门的小说分部所在地。
他接触到该部门的两名官员。他们从未到过西方，甚至没有到过西面的联邦德国，却自信自己是在保护本国读者免受西方垃圾文化侵蚀。同时，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禁制性的；这种建设性，就像该国其它部门一样，表现在计划的制定上。他们每年都会按规定，为来年的文学发展，进行十分详尽的规划，从选题到作品出版的数量。
如同法国前辈，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有时还会热心帮助作者解决发表方面的困难，甚至政治上敏感的作品，包括克里施多夫·海姆的《演奏探戈的人》，还有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桑德拉》。这部日后闻名世界的小说，在描述古代特洛伊时，对当时的东德现状颇有一番借古讽今的褒贬，能够通过审查，多少要靠一些人帮着钻体制的空子。至于这位作家与秘密警察的合作关系，当时一般人未必知情。
审查工作毕竟由读书人进行，工作不力是常有的事。做为补救，国家的强力部门则不定期地，对乱说乱动的作者进行打击，以儆效尤。面对来自国家的人身威胁，多数作家选择了自我审查。他们知道哪些能写，那些不能。甚至“生态”这样的词汇，在一个工业污染严重的国家，也是禁忌。反抗也会不时出现。前文提到的作家海姆，就曾在1988年的作协代表大会上，呼吁取缔不合时宜的压迫性制度。
彼时，东德的一切已难乎为继。这一点反映在很多事情上。比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曾被视为不宜引进的作品，以免成为青年的不良榜样。然而，该书在戈尔巴乔夫实施“公开性”的苏联，早已解禁，结果这个卫星国的审查当局，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
《审查官》一书还讨论了一种对于我们更为陌生的审查方式。它出现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这里，英国人原则上实行言论自由政策，但同时又为这种自由设定底线，即不得宣扬印度民族主义。书中讲到孟加拉地区，一个名叫詹姆斯·朗的传教士，研究了当年出版的几乎所有孟加拉语文学，以帮助新建立的殖民当局了解当地人的状况。这个狂热的读者涉猎了大量哲学、宗教、民俗等文献。
1861年，朗把一部流行的当地歌舞剧拿到伦敦，故事关于英国种植园主如何压榨印度印染工，以为本土的观众会感兴趣。结果他被种植园主们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并被判有罪，罚款坐牢一样没少。诽谤，是当时英国殖民者对付不满言论的主要法律武器。
达恩顿习惯于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厚描”式评述，除对象本身，也会着墨于语境。就他书中讨论过的三种审查制度来看，实施的目的显然没能达成。眼下，纸媒日渐式微，数字化信息通过移动终端，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知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很多时候，我们勉力逃脱审查，包括自我审查，但我们本身属于经过审查的文化。或许这才是审查真正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