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中华文化既迎来了世界化的良机，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严峻挑战。我们既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也要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态度，还要有“美美与共”“协和万邦”的胸怀;坚持“以我为主”，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异中求同、同中存异。
中华文化主动走向世界，是要成为世界文化大格局中一个生动有力、敢担当能担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建和平、稳定、健康的多元文化生态格局。要保持这一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扎根“深与稳”，而且要“恒与久”。目前，我们的相关工作主观性强、意识形态浓厚，客观上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导致国内外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度不一致，甚至出现“内热外冷”现象。要消除这一障碍，需要在选择传播内容和方法时坚持内功外功兼修。
我们自己要明确向世界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怎么讲、希望达到什么效果。同时，要从受众角度换位思考：中国人为什么向我讲这些故事?我想要什么?他们给了我什么?怎么给的?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样，我们就能从相对平衡的视角出发，客观选择合适的传播内容和角度，让中华文化热“内外同温”。
我们要潜心了解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生态，直面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善于利用文化差异找到中华文化可以生存之地，深扎根匀根系。要以不同文化和谐共生为指向，坚持“传”与“引”同步，以传中华文化之血、引异域文化肌体再造，并创新条件和途径，促新血“反哺”母体。这时，母体生命就包孕了异域文化元素，就会更具世界性，也更易反哺世界，从而实现“输血—造血—再输血”的自循环。
另外，还应主动整合国内外优势教育文化资源，借助海外汉学家、海外华人、文化机构、民间团体等力量，构筑中华文化世界化的无障碍通道。既要贯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也要呵护毫末之微的毛细血管，做到内外相通相融相合，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常态存在。据报道，曾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越南等国，近年来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恢复汉字的呼声。相关国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汉字早已融为自己国家的文化血液中，放弃汉字就等于放弃自身的历史文化。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华文化的魅力经受得住时间洗礼和社会变迁。只要各国摆脱政治偏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就能从多元文明、多样文化中汲取更多的正能量。
中华文化世界化是一项国家战略，还需从战略高度精准设计，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全球布局，并针对不同国情着眼长远、区别推动。经验表明，强大的文化都具有开放的可阐释性、包容性。但文化传播同时也具有天然的排异性，彼此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极其复杂。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分歧是常态。没有冲突，就实现不了文化的交流。因此，我们要兼容并包，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舆情、文化差异的体察做到细致入微，并采取差异性策略，营造一个统一的、积极的中国形象。
一个基本原则是，只有具体国家具体差异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选择交流方式和策略，才能保证中华文化融入的畅通和实效。为此，有必要加强与对象国的沟通，细致区分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人群接受中华文化的差异性，以共赢模式营造中华文化海外生存、成长和发展的良性环境，并努力争取所在国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在条件成熟的国家，可推动汉语与中华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局部条件成熟的国家，可因地制宜推动创办汉语特区、汉语国际社区等，逐步由点到面、星火燎原。同时，应具体分析中华文化在不同文化生态链中的实际处境，协调好与其他语言文化乃至宗教的共生关系，消解其在本土化、地方化过程中的各种主观和客观障碍。
中华文化世界化要可持续发展，还需逐渐摆脱主要依赖于政府的传统经费支撑模式。要把海外的非营利性文化传播、教育机构逐步建成自给自足的经营性机构。为此，可基于海内外各种社会资源，在时机成熟时协调成立以政府为主导、相关机构为主体、海内外民间资本为主流、教育机构收入为基础的众筹模式，使中华文化的传播实现产业化。
中华文化世界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工程，涉及对象广、协调难度大，既要依靠文学、电影、书法、绘画、音乐等“软着陆”，也要借力科技、工业产品、人力资源等“硬着陆”。在此过程中，协调一致就显得必要且迫切。为此，需确立统一的话语体系，采取统一的审核机制和出口通道，避免阐释混乱。
同时也要看到，文化尊严事关一国尊严。不论被毁被誉，还是被丑被美，我们都要坚定文化自信，做到“望闻问切”，既有扁鹊之眸，又懂华佗之术，准确把握众脉象下的问题实质，对症下药，真正让中国故事润泽世界心灵、让中国智慧惠及世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