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古今之变”。由于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没有“哲学”这个名词，也就没有规范意义的“哲学”这个“学科”，所以谈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识体系”，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
发展阶段和图书分类
梁启超在1902年作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把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八个时代：第一是“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也就是中国的上古文化时期;第二是“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也就是先秦诸子时期;第三是“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也就是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独尊”地位的时期;第四是“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也就是魏晋玄学“儒道互补”的时期;第五是“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也就是南北朝以后的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时期;第六是“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这主要是宋元明理学的时期;第七是“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这是指清代学术，后来梁启超写有《清代学术概论》，认为清代学术是“以复古求解放”的时期;第八是“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这就是指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了。
关于“胚胎时代”，梁启超说：“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盖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 中国学术思想的“胚胎时期”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中国上古文化经典形成，即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时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就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上古文化的优秀传统。
关于“全盛时代”，梁启超实际上比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更早认识到，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期”，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在那个时期都实现了思想或哲学的“突破”。梁启超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所谓“如春雷一声”“如火山乍裂”，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所实现的思想或哲学的“突破”。
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先秦诸子的“突破”不是一种断裂性的突破，而是一种“温和”的突破，是既有连续性又有飞跃的一种突破，是从“胚胎”而长成到“全盛”的一种突破。
中国传统学术的著作形态和图书分类就是以“胚胎时代”的经书(以及儒家对经书的诠释)和“全盛时代”的子书为基础的。除“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外，还有《道藏》和《佛藏》等。在学术分类上，宋代以后也逐渐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等分法。无论经学、子学、道学、佛学，还是理学、义理之学等，实际上都难以等同于“哲学”这个“学科”。
“哲学”译名的引入
“哲学”译名出自日本启蒙学者西周，他先把philosophy 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希贤”出自宋代周敦颐《通书》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尚书》中有“知人则哲”的表述，孔子临终时慨叹“泰山颓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哲”是智或大智的意思。西周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始将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philosophy”源自西方，但“哲学”这个译名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产物。
“哲学”译名于1895年首次出现在中文著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十四卷修订本)中。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提出废止科举，广开学校，其中讲到德国的大学“其教凡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欧西各国及日本“皆效法焉”。此后，梁启超、严复、蔡元培、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都有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
张岱年先生在1937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其“序论”先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他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依此见解，则中国就没有“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依此见解，则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哲学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哲学”这个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这实际上就是讲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序论”的第三节，张先生讲“中国哲学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这就是讲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强调它是“中国系的哲学”，而非“西洋系、印度系”的哲学。
《四库全书提要》“易类序”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架构。讲“天人相与之际”萌芽于中国上古，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始终。清代戴震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天人之道”是经书中的“大训”(大的义理)，而在子、史、集中也有讲“天人之道”的“大训”，这个“大训”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系统”或“知识体系”，我在《中国传统哲学纲要》的教材中表述为天论部分、人论部分和知论部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除了前人讲过的“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知行合一”之外，我认为还有本体论与宇宙论合一、性与天道合一、人性论与价值观合一等。
因为中国传统学术没有规范意义的“哲学”这个“学科”，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其“边缘”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又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务为治者也”的宗旨，所以其“边缘”之外的许多知识如史料考证、人物传记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也有着丰富和广泛的内容。
知识体系的建设
中国文化自1840年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冲击与变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主要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不断的中国化。中国现代哲学的知识体系建设，我想应是中、西、马哲如何“综合创新”的一个问题。从中国哲学(史)学科考虑，我想应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我不相信将来哲学要定于一尊……但我相信，将来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中心。”他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一个“新的综合哲学之大体纲领”，他在1940年写成的《天人五论》，意在实现这个纲领的“构想”。虽然张先生的哲学体系没有最后完成，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在现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张岱年先生说“我不相信将来哲学要定于一尊”，所以中国现代哲学的知识体系也应是“多元与一体”的统一。现代新儒学的“新心学”“新理学”等也是多元中的一部分。马哲、西哲等学科的综合创新，当更有新的成果。这些多元的互补所形成的“一体”就是中国现代的哲学。
二是“天人合一”与“明于天人之分”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架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其主流思想是“天人合一”;而荀子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不是从总体上反对“天人合一”，而是要明于“天人之际”哪些方面是统一的，哪些方面不应该“合”而应该“分”。在现代知识的背景下，“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也会有“分”与“合”的不同哲学形态。如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一本多级”或“物本心至”的观点，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有普遍的规律，又分为物、生命和精神活动等多级，每级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就整个世界而言，物为一本，而人的精神活动则属于最高层级。这种现代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有利于人类客观地认识自然界，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我想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三是知识与信仰的关系。西方文化有知识与信仰或宗教与哲学、科学的二分。中国传统哲学的“仁民爱物”或“民胞物与”，“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普世道德，实际上是与中国文化的天地信仰，“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现代科学知识的背景下，中华民族是否还可以保留对天地的信仰，延续对“天、地、国、亲、师”的尊崇，是否还要讲“天地良心”或“头上三尺有青天”等，如何保持知识与信仰的协调和张力，我想这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