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经济学家樊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网上一些人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有的还正在面对有可能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有一些不满。他们现在不是真正需要政府救济的，需要政府救济的人还没有上网的能力。真正的穷人的利益诉求会很不一样。
《中国日报》记者胡亦南持相似判断，他在7月23日撰写的《网络时代的社会舆论》中指出，由于互联网技术快速普及，网民基数不断扩大，以至于社会各界把网络舆论等同于公众舆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实际上，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之间固然有交集，但这种交集相当有限。
一份来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佐证了上述二人的判断。这份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是42.1%。这意味着，我国还有57.9%的人没有上网。这没上网的多数人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体现？那些以主流民意自居的网络舆论代表了谁？究竟又是哪些人在操控着网络舆论？
胡亦南在文章中指出，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是3537.7元。主导网络舆论议程的网络意见领袖多半在体制内有各种各样的职衔，经济状况远好于此，却每每以民意代表自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部分权贵阶层和小康群体建构了弱势群体的话语体系，进而代言甚或代表弱势群体。显而易见的是，戾气逐日深重的中国网络舆论受到了某些利益群体挟持，并成为他们提出政治诉求、煽动民粹情绪的工具。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成员、发展参考网特约评论员方明江也认为，网络舆论成了各个集团斗争的工具。一些利益集团培植自己的代言人成为舆论领袖，之后引导人们去思考哪些问题、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结果，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舆论领袖对关键事件和问题的片面观点，导致很多网民和群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产生巨大的偏差。而这些片面、偏激观点却被包装成了“主流民意”。
《南方周末》的评论更是指出：如果说网络在早期还显示出原生态的本真一面，发展到现在则成为各个利益方施加手段的必争之地，网络推手、网络公关，对人性弱点的利用，对舆论处心积虑的引导日益增多，“真实的民意”更难以辨别。一个由七八十万的网络参与量得来的数据，也许还比不上一个样本为一万的民意调查更具科学性和民意代表性。
环球网也曾经指出，在网络上，主流民意仍是一个“隐身人”，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媒体报道中，“近半网民反对……”、“七成网民支持……”之类的标题成为常用话语，而对比美国媒体对大选的报道可以发现，对候选人民意支持率的数据发布，一定源自权威的调查机构，不会是网民意见分析汇总。
曾为网络意见领袖的周小平甚至认为，如今的网络已经全面沦为西方资本和舆论的传销营地，无数洗脑段子、吹捧欧洲以及美日的故事、无数被夸大成体制问题的个案，日渐灌满了人们的耳朵。这哪里还有“主流民意”的影子？
今年5月初，一篇在网上热传的题为《揭秘当前中国最大网络黑社会》的文章，详尽地披露了当今在网上制造话题、编造谣言、炒作事件、操控舆论的幕后团伙——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公司的“战斗模式”。指出，互联网早已成了一块针扎不透、水滴不漏的资本阵地。正是借助于网络水军和网络谣言，公知领袖们的舆论几乎垄断了中国互联网，将互联网变成了他们传播反共思潮及低俗恶俗文化的主要阵地，水军公司藉此获取的则是巨额的金钱利益。
方明江也指出，利益是网络舆论操控者的真实诉求。他说，时下，我国的舆情事件一般直接呈送到中央机构。所以，利益集团也都在试图向中央呈送有利于自己政治议程的舆情报告，力图打破中间的隔阂环节，从内部影响高层作出有利于本利益集团的决策。
被利益集团绑架、操纵的网络舆论非但无法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反而对社会生态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胡亦南指出，当前网络舆论环境的恶化，与现实矛盾的激化、公众认知的钝化、社会矛盾的极化有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延续使得整个社会的主流舆论场都出现了恶性发展。同时，网络舆论的发酵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主编周兆呈在《大数据时代的民意与政治》一文中也指出，大数据时代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往往使事件变得扭曲和不可控，或者暗箱操作，一个民生课题在各方民意万马奔腾的发酵效应下，极有可能引发公共危机，甚而影响政府决策。
在眼下扭曲的网络舆论生态下，政府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网络舆情？
樊纲认为，政府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我们面临许多的利益群体，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利益的均衡。中国有更大、更深刻的问题需要去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