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
中央大学在校生从1937年度的1072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达到3837人；教授、副教授从1937年度的133人增到290名。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
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某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度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至于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三分之二。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统计不包括日本人控制的伪校
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最早关注这一重大现象并作出详细调查的，是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所刊《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
成都（川西）区（学生约6500人）：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央技艺专校、西康技艺专校（以上国立）、金陵大学、金陵女院、朝阳学院、光华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以上私立）；重庆（川东）区（学生约7000人）：中央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药学专校（以上国立）、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以上省立）、复旦大学（筹改国立）、私立中华大学等；昆明（云南）区（学生约4500人）：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中正医学院、艺术专校、国术体育专校等（均国立）；贵阳（贵州）区（学生约4000人）：浙江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贵阳医学院（以上国立）、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以上私立）等；西北区（学生约5000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技艺专校（以上国立）、山西大学（省立）等；两广区（学生约4000人）：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以上国立）、江苏教育学院、广东文理学院（以上省立）、华中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勷勤学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区（学生约1100人）：湖南大学、师范学院、商业专校（以上国立）、民国学院（私立）；上海区（学生约7400人，注：伪校不在内）：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以上国立）、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分校）、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上海法政、上海美专、南通学院等，以及抗战后新成立之太炎文学院、达仁学院、新中国大学等十余校（均私立）；北平区（学生约2500人，注：伪校不在内）：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协和医学院、铁路专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学（中法合办）。其他地区（学生约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国立厦门大学、私立协和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浙江之国立英士大学、省立医专；江西之国立中正大学、苏皖政治学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学等。
（附注：一、各地区主要专科以上学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数未列入。二、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在内。）
这一统计，包含了迁入租界的若干国立及私立大学，但排除了日本人控制的“伪校”（如“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交通大学迁重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录《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情况一览表》，记载抗战期间迁往西南的高校56所，未见上表的有36所。最近十几年，随着学界对于抗战中大学内迁的研究日益精细，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并非事先设计好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过程，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那样暂住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正因此，浙大人对于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名义立碑纪念。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
苏联大学也曾内迁，但没有催生出美好的传说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差可比拟的，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为了保护儿童，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至于学校课堂“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毫无疑问，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接近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有三千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则“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而把具有国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年10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复课；1942年夏季，战局不利，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抗战中，国民政府没有征召大批教授、学生入伍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第一次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则他们应如何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但总的来说，并非绝大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