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善于吸收前代史书的精华，把它们融汇包摄在《史记》中。如《春秋》“长于治人”的社会价值就为《史记》提供了精神范例。司马迁指出《春秋》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特点，并努力继承它以“人事”为指归的精神，从“人”出发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了独具人文特色的一家之言。
韩兆琦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明正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
《史记》为何时至今日仍能闪烁光辉
主持人：今年是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史学界在不久之前还举办过纪念会议。今天来看，经历了两千多年，《史记》所体现出来的哪些精神、追求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呢？
韩兆琦：我认为，《史记》在经历了两千多年风雨后，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其进步的民族思想、卓越的经济思想、人民性的思想追求三个方面。
汉武帝一生发动的战争有伐匈奴、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其中除了对匈奴进行的战争属于正义自卫反击外，大多属于非正义的扩张掠夺。司马迁明著于史，其同情显然在被侵略、被掠夺的一方。司马迁是汉代被压迫人民与被侵略、被掠夺的少数民族共同的朋友。司马迁所宣传的这种各民族友好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它已经成了两千年来团结、凝聚境内外各族中华儿女共同建设与保卫神圣家园的强大精神力量。
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商人不是劳动者，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被看做是对整个社会有害无益的。封建主义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司马迁这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被压抑了两千多年。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史记》与其他20多部“正史”的最大不同是司马迁不媚权贵，坚持实录，实事求是写历史。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大量的小人物，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等。《史记》中有许多大人物所干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但这些大事件都是靠小人物的帮助完成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是靠了侯嬴、朱亥；平原君能搬来楚兵，并坚守围城，是靠了毛遂、李同；孟尝君能脱离秦国，并在齐国干一番事业，是靠了冯谖等。因此若说司马迁给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立传，其实际目的就是为了表彰侯嬴、朱亥、毛遂、李同、冯谖等这些下层人物，我看也是可以的。不媚权贵、敢于批判腐朽黑暗，重视社会下层、努力歌颂小人物，是《史记》中民主性突出表现的两个方面。
司马迁从“人”出发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了独具人文特色的一家之言
赵明正：司马迁善于吸收前代史书的精华，把它们融汇包摄在《史记》中。如《春秋》“长于治人”的社会价值就为《史记》提供了精神范例。司马迁指出《春秋》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特点，并努力继承它以“人事”为指归的精神，从“人”出发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了独具人文特色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生活在思想界由百花齐放到群论一律的变革时期，尚能领略百家争鸣的遗风余韵，因此在文化观点上主张批判继承和兼容并包。梁启超就推崇司马迁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学，颇得力于《春秋》，西南学派(老庄)、北东学派(管仲齐派)、北西学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期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可见，先秦汉初文化中的民本思潮和理性传统是司马迁人文思想的深厚历史渊源。
但是，司马迁对先秦诸子是批判接受的，他批判的基准就是“人”。如他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认为他们礼节繁琐，不够通达，其着眼点是人。评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评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着眼点是人的感性欲求，认为墨家的节欲思想有悖于人的天然本性。评法家“严而少恩”，是着眼于人的自由发展。对道家评价最高，肯定了它“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认为它有利于人的个性才能的发展。司马迁把“人”作为出发点，从人的生存和发展出发来审视、衡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这就与儒家的人伦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文化是人的先行规定，而司马迁则认为文化是为人存在、为人服务的。在儒家地位趋于独尊的文化专制时代，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
《史记》之所以具有生命力，还在于它作为一条文化链，有传播者，有接受者，有研究者，历代不绝
主持人：两千年来，《史记》一直都被奉为经典，除其自身的魅力外，还有什么原因使其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
张新科：司马迁的《史记》具有永久的魅力与生命力。其魅力在于它深刻而独特的思想，在于它通过几千年历史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在于它文本的整体系统结构和强大的艺术力量。正是这些魅力，形成了《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力和永恒的生命力。
《史记》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也来自于历代读者对它的消费与接受，它作为一条文化链，有传播者，有接受者，有研究者，历代不绝，乃至于形成一门学问——“史记学”。这门学问的形成过程，就是《史记》生命力延伸的过程。汉魏六朝是《史记》的传播和初步研究时期，此后不断发展，20世纪以来进入研究的高潮时期。《史记》的生命力还来自于它世界性的传播与研究。据史书记载，《史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史记》传入日本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覃启勋考证，“《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史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日本，各种形式的《史记》抄本、刻本，或选本，或全本，数量在百种以上，《史记》的传播和普及程度是非常广泛的。在欧美国家，《史记》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全本的俄语、法语版《史记》已经问世，全本的英语版《史记》也即将完成。世界范围的《史记》研究也愈来愈深入，显示出《史记》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
今天我们该怎样读《史记》
主持人：近些年来，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为当代人重视，《史记》也成为热门书，今天我们该怎样读《史记》或者说从《史记》中我们能读出什么？
赵明正：读《史记》应读出司马迁的人文精神。司马迁看到人的才能发展促进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都是表现人们要求施展才能，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司马迁所关注的个体不是道德的化身，而是有各种缺陷的人；他考察个体的人不是观照他们为君、为臣、为父、为子的抽象本质，而是观照其活生生的个性；他没有按照这些人的社会角色写出他们应该担负何种社会责任，而是写出他们按照各自不同的自由意志所从事的社会活动。马克思说得好：“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张新科：优秀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变化仍然显示出魅力，比如说《史记》里面记载的从先秦到汉代的人物，为什么我们今天还研究它，还从这些人身上得到力量，那是因为这些人身上有价值。如果没有价值的话，人们早就把他抛弃了。
我们作为读者，阅读《史记》这样的优秀传记，会从这些传主身上得到一种生命的启迪。一看历史上的这些优秀人物，这样的有为，自己也就产生一种共鸣，然后引发自己的行为反应，觉得我应该像这样去做。这就产生一种积极的作用。就像司马迁当时为什么发愤著书，在逆境中去完成《史记》，他也在前代人那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去读《史记》等古代传记，也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
以《史记》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传记，我们从里面不光是得到一些历史知识，更多的是如何去做人，实际上就是得到一种生命的启迪。从正面人物身上可以得到一种力量，从反面人物身上可以得到一种教益。有一些人我们也不能决然地说是好人坏人，也有一些处在中间，你无法用好坏去判定他。不管什么样的人，要他们十全十美，肯定很难。我们主要看他身上的主旋律，会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启迪，所以胡适说“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培养”。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是素质教育的最好读本。而且读者通过传记看到的不光是传主一个人，也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优秀的传主、有价值的生命就是鲁迅先生所赞扬的“中国的脊梁”。
阅读延伸
《史记》名称之来由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继承《春秋》精神撰写《史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撰写《史记》，是绍继《春秋》，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之时。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