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静态社会生发出来的文化理念来解释如今高度开放、碎片化的现代社会日渐捉襟见肘。
在全球传播时代，文化交往问题变得空前突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经济地位和国际政治地位的崛起，其文化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与他者文化交流、交锋中，中国文化的话语优势并不显著，尤其是在遭遇西方文化的挑战时，表现出明显的劣势。赵启正也指出，今天，我国的其他产品贸易总体上出超（顺差），但文化产品贸易却是严重入超，书籍和影视的版权贸易的逆差都在10倍以上。在强大的西方话语体系中，中国更多只能被动应对，常常处于被妖魔化、污名化的劣势地位。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下，中国必须为自己杀出一条路来，以改变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弱势地位。当下中国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这种时机可遇不可求，一旦失去，可能就永远错过。但摆在中国面前的文化挑战还很大，任务尚很艰巨。
西方国家的误解和遏制
“中国崛起”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引人入胜的话题，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史专家尼尔·弗格森所说，“中国的崛起，被证明是当今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对如此重要的变化，西方人的认知却非常有限，甚至还抱有不少偏见。中国的发展路径受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都非常不一样，尤其是和西方不一样，如果不了解中国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与其他国家存在的根本性不同，就无法理解中国。当下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资源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深刻的差异。“冷战”很大程度上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冲突升级的产物。“冷战”之后，“历史的终结”空前提振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增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话语优势。中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同时面临着其内部价值系统转型以及外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冲击的双重挑战。
此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也是根深蒂固的。有西方主流学者公开为西方政治决策建言献策。比如，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说：应该要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削弱中国日益显现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不仅仅只是对其进行简单的遏制。还有学者甚至抛出这样的论调：崛起大国往往是欲壑难填的。类似的极端言论在西方国家颇有市场。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利益驱动，造成西方国家拒绝接纳崛起的中国，他们在文化上还没有准备好，不知道如何应对中国，尤其是不知道如何在文化上接纳中国。当然，如何应对异在的西方文化，中国也没有充分的准备。
增强文化话语解释力
文化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就是解释功能，即为现实存在进行合理性解释。其中，核心价值观扮演的角色更为显要。核心价值观要为现行的制度和政治行为提供合法性变化，为社会共同体输送共识基础，核心价值观应该具有很强的吸纳包容能力，它能不断地从社会意识形态中吸纳养分，形成一个自洽的话语系统。近30多年来，中国遭遇意识形态系统的大转型。原先成型于“全能主义”时代的大一统意识形态渐渐被冲散，核心价值观面临着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一直忙于发展经济，无暇在意识形态创新和整合上作过多努力，致使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进而成为国家发展的短板。文化建设的滞后以及意识形态整合的艰难使得中国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上甚为缓慢。相比之下，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外来意识形态则在野蛮生长，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观正在解构高高在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其权威和合法性基础。有学者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方式到消费模式的全面模仿时代，睁眼看的、耳朵听的、嘴巴吃的，全是模仿品。我们的感官和大脑领域已经被攻克。这种全面模仿，就是‘文化殖民化’的一个典型症候，也是当代的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文化自信心丧失了，不具备激活传统文化的当代想象能力，只能是人云亦云。”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实是：缺乏一个自洽、有说服力的话语系统为变化的中国乃至世界作出解释。文化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建构的滞后，不仅导致国内发展以及社会整合的一系列问题，社会认同焦虑日益强烈，还导致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失语，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中国文化尚无还手之力。
“西化”限制中国传统的推陈出新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崛起的过程就是国家自信重建的过程。近代一百多年积贫积弱，包括中国沦为西方列强半殖民地的遭遇，是中国人集体心理不够强大的真正根源。直到今天，那一个多世纪阴影对中国社会的笼罩仍没有完全散去。近代中国的不自信是整体性的。国家的现实层面差不多全线崩溃，有着五千年骄傲文明史的中国受尽列强的侵略和羞辱，国家战乱，民不聊生，国人自信缺少一些最基础性的支撑。彻底解决中国人的自信问题，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个时段将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更长。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首先要看精英群体的作为。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精英们的文化自卑感幽灵般如影随形。特别是我们的知识精英，从理智到情感，被西方文化套牢。余英时认为，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以“西方”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但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位置，而且愈来愈被看作是“现代化”的阻碍，“现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动者对文化传统的憎恶便随之更深一层。这一心态的长期发展终于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即以为文化传统可以一扫而光，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建造一个全新的中国。这种“西化”意识阻碍了知识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正确定位，也限制了中国传统的推陈出新。
建立文化秩序是当下的紧迫任务
当前，我们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上失衡、规范上失范、秩序上失序。何谓“失衡”？此前，主流文化往往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非主流的文化只能被动地接受主流文化的引领。如今，非主流力量开始野蛮生长，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就被消解了。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非常大。西方文化现在以各种形式潜入，改变着我们原有的文化结构。当前，多元文化思潮激荡，主流文化失语，其中心地位也被打破，致使文化结构出现严重失衡。何谓“失范”？现在整个社会是碎片化的，在文化精神方面没有规范，或者说，名义上的规范不起作用，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精神危机。很多人富裕起来后，精神无所皈依，心灵无处安顿，出现精神上的焦虑感和价值真空。何谓“失序”？理想状态下，不同文化阶层各有各的秩序，精英有精英的文化认同，民间有民间的文化认同，缺乏一种秩序性，很难达成认同。我们认为，建立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文化秩序，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有人提议用传统儒家文化思想来重建。对此，我们是存疑的。因为儒家思想文化是建立在静态化的传统社会中的。儒家思想虽然很精致，“修、齐、治、平”，似乎环环相扣，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但是，用这种传统静态社会生发出来的文化理念来解释如今高度开放、碎片化的现代社会是捉襟见肘的。传统文化资源不能不要，可把它作为重建道德秩序的一种资源，但依靠老祖宗是救不了我们的，依靠一部《论语》治天下，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