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不断推进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事实确实如此。国家治理关涉方方面面，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从价值观整合、历史资源运用、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力量聚合、执政党建设来看，这五个方面各自内含要素的有机统一，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生动的辩证思维和独特的治国智慧，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价值观整合：包容多样与凝聚共识的有机统一
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建设，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一大显著优势。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正在遭遇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等一系列价值观的碰撞与冲突。在所有制关系、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等方面出现的多样化格局，催生出多样化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古话说：“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马克思早就说过：“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就当下而言，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应该是对当前社会价值观问题的认知前提。
但是，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并不等同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并不否定价值观念的通约性。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但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取决于所有制关系的多种形式，而是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经验看，凝聚共识对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清代末年，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大局变革势在必行，各种观点沸沸扬扬，各种人物粉墨登场，搞得莫衷一是，张之洞感叹道：‘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说的就是因把握不好守成和变革的分寸形成共识之难。”[2]马克思主义社会意志合力理论表明，历史结果无外乎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合力的产物。就现实而言，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转型，出现了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引发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思想隔膜。当下的中国人并不缺想法，缺的正是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亟待发挥精神因素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以消除群体隔阂、弥合社会分歧。[3]
思想统一，行动才会一致。只有妥善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善于在复杂多样中加以正确引领，不断增强社会共识，才能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形成为共同事业奋斗的合力。那么，何以凝聚社会共识?首先是要守住政治底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的政治底线。在这一点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4]其次是要找到工作抓手。历史表明，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吸收了社会各界关于价值观的研讨成果，考虑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所作的精辟概括。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发挥着强大的“精神黏合剂”作用。[5]
历史资源运用：不忘本来与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
现代国家治理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下、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展开的。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
当代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一系列特殊身份，诸如东方文明古国、后发现代化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等。但是，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角度看，传统中国是当代中国的根基，当代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发展。设计和发展国家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必须立足中国大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要奢望“外来的和尚念真经”，不能想象突然搬来一座制度上的“飞来峰”。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例如，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民本情怀，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施政理念，关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指向，关于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和合思想，关于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等等，无不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当然，当代中国不是传统中国的简单延续。对待中国古代的成功经验，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我们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之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它加以细心清洗和现代转换，使之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不断总结和运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带领人民不懈努力、艰难探索。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开创性探索。对此，列宁曾形象地将之比喻为“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转折”。[8]在制度建设的艰难探索中，我们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曾走过弯路。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望曾经走过的路，有助于我们走好新时代的治理之路。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向前看与向后看、不忘本来与面向未来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要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必须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既要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积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按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也要又向后看，善于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把握走过的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9]习近平总书记这段用来鼓励文艺家创作的讲话，实际上也蕴含着国家治理的大智慧。
“两难”悖论破解：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无法回避且贯穿社会历史发展始终的根本问题。毫无疑问，与农业文明时代那种消极地顺应自然的思想主张相比，康德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焕发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认自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片面夸大人的主动性，就会酿成生态危机的严重恶果。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工业的迅猛发展给自然界带来的危害：“不过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10]他告诫那些无视自然先在性的人们：“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1]
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凸显的重大问题，也是推进全球治理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作为工业文明的先行者，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往往站在自身利益角度探寻解决之道。其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从而转移生态压力，是欧美国家采取的惯常手段。但是，这一手段也产生了拉低经济增长、催生泡沫经济的弊端，结果造成诸多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创造现代化后发追赶的中国奇迹，一条重要的经验就在于：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始终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始终视之为消除矛盾根源、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与此同时，我们也遭遇着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制约、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生态问题、环境恶化这个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在《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中指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他希望能够自觉地认识和把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提醒要特别防止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最终将使‘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落空。”[12]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实现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习近平同志当时带领浙江省委和全省人民进行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好环保优先政策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提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新发展理念，采取了更有力的环境保护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并且为之采取了持续而有力的措施，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法规。这些理念和措施的落实，有力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拓宽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这些重要论断，不仅表明了党对如何破解“两难”悖论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而且也彰显了党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决心。
主体力量聚合：党的集中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谁来领导治理，依靠谁来治理，这是国家治理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有效的国家治理，离不开强大的主体合力，离不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4]换言之，工人阶级必须组织独立的政党，在其领导下争取和维护自己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我们总结历史和现实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从历史上看，“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5]就现实而言，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有可能出现一盘散沙甚至分崩离析的局面，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将化为乌有。近几十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脱离自身实际，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结果导致“民主之殇”、陷入“民主之乱”，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16]回望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坚持党的领导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内在一致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尤其注重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优势和积极作用，注重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力推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村民议事会”“电视问政”“民意直通车”等民主新鲜事不断涌现，人民民主的实践取得了丰富成效。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家治理如果缺少坚强而有力的领导力量，社会舆论就会陷入民粹主义的群体意识迷乱，国家政策容易被眼前利益绑架，国家长远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国家治理的权力如果被少数人掌控，社会必然会出现利益群体的阻隔，最终陷入一部分人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牺牲为前提的“李嘉图陷阱”。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8]历史、理论和现实表明，“相信群众”与“相信党”，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与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内在一致、双向互动、辩证统一的，正所谓“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的两大显著优势。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坚持党的集中领导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实现路径。实现两者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发挥出无比的叠加优势。
治党手段运用：精神补钙与制度约束的有机统一
现代国家的治理，离不开执政党的建设。内部组织松散、施政眼光短浅、决策效率不高，是当前西方各国执政党的通病。后发国家的治理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克服这种西方通病。近期，许多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协调各方、治理高效的特点。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海尔曼认为，中国的经验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中国模式不可重复，因为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具有特殊历史和特征的共产党”。[19]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保持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靠的是坚持不懈的自身建设。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深谙治党与治国的辩证法，深知治国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创立近100年、执政逾70年的老党，也是党员数量已逾9000万的超级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全面深化党的建设领域各项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坚持精神补钙与制度约束的有机统一。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是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等考验之下出现的信仰缺失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20]他将理想信念形象比喻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反复强调要预防和克服精神上的“软骨病”;将理想信念形象比喻为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反复强调要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将理想信念形象比喻解决思想问题的“总开关”，反复强调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从2019年6月开始，党中央组织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制度事关根本，关乎长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中央反复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针对制度治党失之于松、软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牛栏关猫是不行的!”[21]如何“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上下了大功夫。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中央党内法规居于引领地位。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推进力度之大、质量之高前所未有。截至2018年9月，5年多时间内中共中央共制定修订140多部法规，约占220多部现行有效中央党内法规的60%。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集规划、制定、备案、清理等于一体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链条，基本确立了党的制度建设体系“四梁八柱”主体框架，为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科学的制度设计、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督查问责结合起来。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实践证明，只有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从严从实，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双管齐下、同向发力，治国理政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才能切实推动党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可以说，这是促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的顶层设计、重大举措，必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