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一个持续接力的发展过程。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既要求接续接力与长期努力，更需要制定与实施具体的阶段性目标，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才能不断拾级而上，为实现中长远目标创造条件。在我国，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线与总目标，我们党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保持战略定力、科学谋划发展，不仅制定与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勾画出“十四五”规划发展蓝图，逐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而且明确制定并不断细化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战略步骤。
1964年底，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同时，就初步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两步走”设想。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左倾”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影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还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即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不断细化与校准现代化建设战略步骤，客观上形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三步战略”与“小三步战略”。所谓“小三步战略”，即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小康”，其中，“温饱问题”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已经在1995年提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20年底已经实现。所谓“大三步战略”，是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步走战略”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大步”，从而形成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大三步战略”。这一战略目标规划，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继承与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正确认识2035年远景目标的历史方位、基本要求与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们党现在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所造就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等伟大成就基础之上、沿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进程拾级而上的，也是置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跨度之内、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相辅相成的。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从五十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也就是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我国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35年远景目标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规划都位于这一时间跨度之中、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内。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同时，也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正确认识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基本要求，既要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更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发展要求，否则，就容易脱离实际。
2035年远景目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有整体性要求，也有具体要求。从整体性要求看，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一整体性要求，是建立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四个自信”基础之上的；没有“四个自信”，便难以谋长远。从具体要求看，2035年远景目标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军队国防建设、祖国统一、和平外交等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
经济建设方面，要求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要求是建立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政治建设方面，要求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一基本要求是建立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基础之上的，要求到2035年我国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并且以完善的制度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化建设方面，要求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这一基本要求是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基础之上的，要求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人民的思想行为之中。
社会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基本要求是建立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础之上的。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求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生态环境根本好转。这一基本要求是建立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基础之上的。
根据国外有关机构预测，到2028年乃至203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与兴盛、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需要克服千难万险。要深刻认识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关系、党内与党外关系、国内与国际关系以及未来发展环境面临的复杂变化，既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2035远景规划的基本要求来认识，更要结合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审视。
从国情看，“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够发达，城乡区域差距、东西部差距、贫富收入差距等较大，可持续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稳定压力大，科教兴国与科技强国任重道远，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制建设都有待完善，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够协调问题，等等，仍是制约实现远景目标的主要国情因素。就党情看，如何有效应对“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始终维护党内团结统一与中央权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如何造就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如何有效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等历史性课题等，如何有效解决好干群关系与党群关系面临的突出问题、从根本上克服“为官不为”现象，如何有效提高领导干部创新发展的能力与水平、克服新的“本领恐慌”现象，等等，都是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长期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世情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东升西降”之趋势，如何处理好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关系、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关系、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我国地缘政治与周边和谐稳定关系、各国竞争与合作关系，如何构建国际政治新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等，都是实现远景目标面临的突出国际问题。
从科技革命看，马克思把科学视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四次科技革命，即蒸汽机的发明与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电子技术与自动化革命、信息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前三次科技革命都引发了相应的工业革命，先后造就了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和美国等世界强国以及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世界科技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哪一个国家能够占领科技制高点、引领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哪一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面对当下的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我国如何有效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克服核心技术短板、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等，无疑是决定2035远景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要害”所在。
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各项建设
我国国情与党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执政地位决定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关键在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有着类似看法，他在2013年的一次讲座中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打败中国，只有中国才能打败中国。因此，我国要实现2035远景目标规划，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我国制度优势，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国际环境与矛盾变化等来统筹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持战略定力，树立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要根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统筹推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还要从治党治国治军相辅相成的高度来协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建设、军队与国防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首先，必须站在新高度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于2014年12月首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四个全面”战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中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具体安排。在这“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具有统领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然要“升级换代”。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从而形成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这一新的战略布局，也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统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三大举措。需强调指出的是，随着战略目标的升级，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升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战略举措的要求必然有所提高。这要求我们，既要着力解决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老大难”问题，也要适应新的战略目标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努力做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相辅相成。
其次，必须根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统筹推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今天看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与实施，既有一个“时间差”，也明显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与内容要求看，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主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行战略部署，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文明的概念与战略部署，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明确提出，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求“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建设与社会文明概念与战略部署，则直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才明确提出，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同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及要求。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与战略部署，则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与基本要求看，直到党的十八大才完整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因此，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系统观念，“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既要有效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更要着力统筹推进我国经济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建设与政治文明、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有效解决好各项建设之间、各项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最后，必须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的事业相辅相成、治党治国治军相辅相成的高度来统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党的建设、军队与国防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我国，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执政地位、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决定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我国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必须遵循的一项根本政治原则。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的事业相辅相成的高度来进一步系统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特征和发展要求来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军队与国防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使之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以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以世界一流的军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以强大有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能力保障。
其中，党的建设最为关键，因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建设必须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这要求我们，既要树立整体的、系统的“大党建观”，正确认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间的关系，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来统领并协同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克服“就事论事”乃至“九龙治水”现象，切实增强党的建设的系统性、创造性与实效性；还要注意以代表型、使命型、责任型、现代型、先进型为显著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共建与互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都是置身于国家和社会之中的。在我国，只有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有效实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现代化国家建设、现代化社会建设之间的互动、共建与同频共振，才能与时俱进地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组织保障与能力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与一般项目“新时代依规治党的基本理念、基本方略与基本要求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ZDA008、19BDJ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