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这一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我们要深刻理解、科学把握，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持继承与发展辩证统一。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例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与发展的丰富思想源泉。我们党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将仁爱、德治、民本等价值理念运用于国家治理实践，使之与时代条件相适应、同实践要求相融通，并凝练为治国理政经验和制度，彰显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把起四梁八柱作用的制度明确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些制度植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养分，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宝贵制度成果。
坚持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尝试了多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新型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确定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起国家政权组织体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国制度的成功实践表明，只有汲取科学理论养分、扎根实践沃土的制度，才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
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辩证统一。独立自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与发展秉持的一个基本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何时，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就注重借鉴吸收苏联的许多有益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破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的思想教条，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制度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辩证统一，既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又借鉴人类优秀制度文明成果，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自我完善和发展中长期保持并不断增强生命力和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