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不仅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要做到尊重历史、正视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数千年来动态的历史变化过程,并且要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才是历史的“整体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就要求我们,以中国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在破解中国问题中发展中国理论。具体而言,应该在历史的视野中审视中国文化传统、客观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民的主体性,既要在横向比较中把握中国与世界,更要在纵向比较中看待中国自身的历史与传统。
从传统文化到文化传统
陈先达在《学点哲学》一书中指出,“民族是文化的实体,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没有民族实体,传统文化无所依托;没有传统文化,民族没有灵魂。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是融为一体的。从文化角度看,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符号;从民族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这启示我们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更要以历史性、整体性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文化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要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传承、接续、再造传统,就需要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要把握好这一“创造性”,不仅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要做到尊重历史、正视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数千年来动态的历史变化过程,并且要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能超越时代局限性来臧否历史人物,更不能存在偏见、忽视或者臆测历史的可能性,这才是历史的“整体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动态形成的,而这种动态寓于多次民族融合的宏阔历史进程。在儒家文化“夷夏之变”和“王者无外”思想影响下,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包容和谐的特征,吸收了具有差异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形成了涵养古今、包容中西的文明特征,显示出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说,在巨大人口体量和广袤领土的超级大国中,维持领土的完整性、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确保“超级大国”的统一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然而,晚清以降,传统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结构遭到西方的激烈冲击。在洋务运动30年之后,甲午海战一战战败,张之洞等士大夫“中体西用”论的合法性遭到强烈的质疑。之后,康有为等人“立孔教为国教”的设计遭遇失败,制度化儒学解体,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比以往儒学士大夫更为强有力的治国方案,亦即依靠政党组织和社会动员实现现代国家的建立(政党,并不是依附于军阀政治的议会党,而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更具严密组织纪律的革命政党领导并建设国家的组织模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深耕基层、紧密联系工人和农民,通过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举措,真正实现了最广泛、最根本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诞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面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而传统儒学也面对新的历史情境的挑战。
从精英主义到人民主体
如何评价历史长河中的人物?如何理解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这一问题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个人”和“自我”的看法。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视的问题。正如陈先达所言,“在风雪交加、独自一人处于茫茫旷野之时,能够体会到个人的无能,能体会到哪怕两个人也比一个人强。而处于社会之中已经享受到集体力量庇护的人,往往片面夸大个人的力量。只知道有我,不知道有我们。只有在‘我们’中的‘我’,才能充分发挥作为个人的‘我’的力量。对这种只知有我不知有我们的教育方法,是把他放逐到社会之外,当他一个人面对大自然时才能体会到社会的力量。人,其实不只是我,而是我们。我是只有在我们中才能存活。我们不应该只会说我,应该学会说‘我们’。”
传统儒学中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对个人修养和个人道德的完善,道家哲学则重视自我的自由和放达,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但是,在传统文化中,“个人”和“自我”的价值意义,要在“家国天下”和“名教礼法”的谱系下才能得以彰显。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皆表示“个人”的定位,要在伦理关系和宗族共同体中才能呈现出意义。近代以后,严复首次用“群己权界论”、“自繇”概念来定义个人自由、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直至谭嗣同将“冲决罗网”作为打破家庭关系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集中地呈现出旧式家庭中的极端矛盾,“个人”的意义才从传统家庭关系中得以解脱,个人得以觉醒,“个人”的政治作用开始凸显。
但是,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个体认知、个人自由充分提倡后,中国的社会改造依然无法完成。中国新旧文化精英们基于个人学识和社会经验进行的社会运动和国家改造,当面对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时依然一筹莫展。20世纪初的历史经验显示,仅仅依靠新旧文化精英的联合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组织分布和资源分配,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更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对于个人的认识和理解长期处于“臣民”意识的笼罩下。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去除“臣民性”,最深入、最广泛地联系群众,最大程度地进行民主革命,进而重新组织人民、建立现代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正是一场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要完成这项革命任务,必须将从家庭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个人,与社会和集体发生横向联系,进而才能完成革命主体的重组,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真理。
横向比较与纵向视野
近一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秩序的彻底重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外来文化,而是已经在文化传统的动态发展中内向生长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体系,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已经成为承载中华文明复兴的最有力的主体。在评价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崛起时,既要坚持横向比较,与当代的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更要重视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纵向比较。恰如陈先达所说,“纵向比较,就是自我比较。这是一种历史眼光。资本主义世界从诞生至今已经数百年,它在向外殖民时期积聚和掠夺了世界财富,才造就了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近代经历了西方列强割地赔款、敲骨吸髓的掠夺,山河破碎,民穷财尽。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经过60多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不是依靠战争和海外掠夺,而是完全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的崛起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无限发展的前途。应该把横向比较的结果,放在纵向比较的坐标中思考。纵横交错,既有世界眼光又有历史眼光,这才是唯物辩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