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所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于2019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承作者不弃，送我一套。我对中西文化关系通史的系统知识，是门外汉。我怀着学习的渴望，读完了全书。掩卷忖思，收获良多。从学术上深入评论，非我所长。我想在这里与读者分享我的读后感。
本书所谓中西，不是我们熟知的中西概念，而是指古代西域以及西域以西的概念，包括了大食、波斯、印度、大秦（罗马）、东罗马（拜占庭），乃至近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庞大地域。上册讲1500年前从张骞到郑和时期的中西文化关系史，下册讲1500年到1800年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时期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这样一部皇皇巨著，以作者一人之力完成，是极为不易的。书末附有长达56页的主要参考书目和索引，可见作者用心之勤。作者是唐史专家，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熟稔，又在德国大学工作很长时间，涉猎大量中西文化关系史料，长期从事中西文化关系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这些对于他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的主题，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条件。充分利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充分利用中外学术界在中西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翻译成果），是这部涉及两三千年历史文化主题著作的一大特点。读过此书，对作者功力实感钦佩。个别地方虽可商榷，总的学术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的主题概括为中西文化关系，这个文化涵括了物质层面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文化，也涵括了政治层面的文化，是以文化为核心要义的中西关系。总起来讲，中西文化关系是中与西之间互相发现、互相认识、互相交流与借鉴的关系。一般来说，物质层面的文化关系，彼此发现、认识、交流与借鉴，比较容易些。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为西域各国发现和认识，虽然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但接受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西域各国，特别是后起的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甚至丝绸、瓷器，经过了吸纳、比较、创新，又超越了原产地，中国反过来要向他们学习。这种文化关系，是比较容易认识的。青铜文化最早可能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但是青铜文化在中国经过了再创造，达到了辉煌的境界。至于生物品种的引进、栽培，如汗血马、小麦、葡萄、苜蓿、胡豆、胡麻、胡萝卜、棉花、玉米、番茄等物种，原非中国所有。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引进过来、栽培成功，大大充实了中国的生物和食物品种，改善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比较容易看清楚的。涉及音乐、文艺方面的器具如胡琴、管风琴、钢琴等被引进到中国，对活跃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是很明显的，甚至还有涉及军事方面的火炮的引进。物质层面的东西，容易发现、认识，人有我无，加以引进和改造，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历史过程。本书在不同的篇章里，对这些都从文化交流关系的角度做出了学术上的阐明。
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比较难发现、难认识、难接受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的核心。我的感觉，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用力甚勤，挖掘颇深，功夫独到。汉唐时期西域佛教的东传、宋元时期伊斯兰文化的输入、利玛窦来华后基督教文化的传入，特别是佛教东传、基督教文化输入，是本书对精神层面的文化关系论述的重点，剖析深入，给我以深深教益。
本书第4章“汉唐对外关系：西域的拓展”讲到印度笈多王朝时期大乘佛教盛行与汉唐的关系，此外还安排第11章和12章，分别讨论“西域佛教思想东传与合流”“西域佛教艺术及其中国化”，专门分析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佛教与儒学理论体系，与中国的道教是有思想冲突的。经过了长达数百年的冲突、改造、迎合与适应，儒学与道教都对佛教理论有一定借鉴。作者指出，儒释道三家在理论上都把对方视为异端邪说，又吸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丰富、充实和完善自己；三大思想潮流在相互排斥和斗争的同时，又互相吸引融合，逐渐走向三教合一。
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宗派，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尤其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代表，主张即心即佛、顿悟见性，简单易修并淡薄了世间与出世的界限，非常符合中国士人的口味从而迅速流传。”当然，北魏开始把佛教僧团划归政府管理，佛教也顺应了这一制度性的规定，这也是佛教中国化得以实现的政治性因素。这时候，中国的佛教已不是印度的佛教，佛教被改造成为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宗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作者在导论中，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因误读而成功涵化的例子。我对这种“误读”说甚为不解。应该说，这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因冲突、顺应、迎合而改造成功的例子。“误读”说似易引起误解。张国刚教授告诉我，“误读”是诠释学的解释方法，就是批判继承的意思。
基督教文化输入引起的基督教内外矛盾和冲突非常明显。本书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作者安排第20、21、22、26章，分别阐述“天主教传教士立足中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策略”“士人社会对天主教的总体认识”“中国礼仪之争及其文化意义”，这四章可能是作者下功夫最多的地方。利玛窦来华后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体认，提出了在中国传教的“适应原则”。所谓“适应原则”，简单说就是要照顾到中国的儒学传统，照顾到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和礼仪。这个“适应原则”就成为耶稣会士在华传教遵循的原则。但是，天主教另一个派系托钵会士要维护天主教的原教旨主义，反对这个“适应原则”。耶稣会士与托钵会士的争论长达两百年，以耶稣会士的失败告终。天主教没有像佛教那样成为中国的天主教，而且公然与中国的皇帝如康熙等对抗，造成了中国禁止天主教传教的结局。两百年的矛盾与冲突，既发生在天主教内部，也发生在天主教与清朝政府之间，既是文化的冲突，也是政治的冲突。
精神层面的文化关系如此，政治层面的文化关系，认识分歧就更多了。本书“传到欧洲的中国知识”这一章，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文官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等。作者指出：“中国科举制的内容早在16世纪末就引起不少欧洲人的兴趣，认为这集中体现了中国重视以学问选拔人才和行政管理思想先进”，“这些提倡者们始终未能把他们的赞赏之情转变为本国的现实制度”。这里涉及科举制对形成于18、19世纪的英、法等国的文官制度是否有影响的问题。作者很谨慎，没有提到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我了解国内学者看法很分歧。孙中山很早就认为科举制影响了英国的文官制度。美籍华人学者邓嗣禹专门考察了英、法文官制度形成问题。他说：“早在1570年欧洲就有些学者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考试制度。法国的大思想家如福禄特尔、狄德罗、百科全书学者及桂纳等都承认他们受了这些早期著作的影响，而桂纳氏还希望法国采行中国的考试制度。其后，法国学者布伦退耳又承认法国教育实在是奠基于中国公开的学术考试制度之上，并认为法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思想无疑也是渊源于中国的制度。”邓嗣禹列举了不少材料证明英国、法国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考试的影响。邓氏还列举了英国议会讨论中的言论，也说到中国科举的影响。英国人麦杜思在1855年前还设计了英国仿行中国科举考试的建议书。看起来，说英国、法国的文官制度受科举考试的影响，不是没有根据的。文官制度的核心是考试，而考试正是科举制度的核心。这里说的是影响、借鉴，不是说照搬。
16世纪后，随着新航路开辟，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躁动，中西文化关系发生性质上的变化。此后，大体上是殖民主义的文化体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的文化体系的冲突。这些，本书稍有涉及，但已不是论述重点。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我了解中西文化关系是相互发现、认识的关系，过程长久，曲折很多，伴随着痛苦。中国人眼中的西方，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很长时间没有确指。中国史书上的“西海”，只是一个大方向。中国交往的大秦、大食，人家自己不称大秦、大食。欧洲人也长期存在Cathay（Китай）和China是否一个地方的争论。这个争论结束了，China和Китай却保留了下来。但中国自己不称China和Китай。这个认识至今尚未终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