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下的乡土重建，也不是结构转型完成后城市中国的乡村问题，而是要解决我们正在经历的城乡中国的乡村问题。《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是课题组几年来组织经济学、社会学的力量，对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与城乡转型进行了长时段研究的成果。
自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历经近代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乡村工业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沿海为主的工业化，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的结构变革，转型的成色取决于结构变革对乡村的影响。
通过两个维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考察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黏度变化，我们发现，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各个阶段的推进方式不同，由此带来的农民与土地和村庄的黏度变化也不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被绑缚于土的乡土中国农民历经了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绑缚于土、乡村工业化时期的粘连于土、沿海工业化初期进城又返乡的“农一代”的依恋于土，进而到“农二代”时期的离土、离村、不回村、乡土变故土的新阶段。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扩展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空间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村庄制度发生转型，随着农民的离土、出村，不仅村庄功能及其在国家工业化阶段所强化构建的“集体”等制度安排发生蜕变，传统村庄的非正式制度也在农民异质化中迈向其现代转型，村庄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化、衰而未亡与复活并存的格局。
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已经投射到乡村，均质化的小农已高度分化，长期依赖过密劳动投入的土地密集型农业已转向依赖资本投入的劳动集约型农业，承载乡土社会的村庄呈现分化，维系熟人社会的制度出现锐变。
乡村巨变使这个古老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已经发生的转型是历史性的，且具有不可逆性，即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为此我们提出，从结构形态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历经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三个阶段，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结构特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转向城乡互动
在城乡中国结构下，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变化最终会反映在城乡关系上。中国在经历急速的城市化以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正在重塑。单向的城市化正在转向城乡互动。在城乡巨大差距、城乡二元体制和政府主导发展权的共同作用下，上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乡村向城市单向配置。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试点参与、案例研究，我们发现，近年来，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配置与互动增强，资本下乡的速度和规模增加，劳动力流动出现一定比例的从沿海向内陆的回流，乡村经济活动变化带来建设用地需求增加。我们研究发现，随着城乡中国的到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转向城乡互动。
其一，资本、劳动与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对流增强。随着乡村经济活动的变化，资本下乡增加；劳动力在继续由乡到城的迁移趋势下，部分在城市闯荡积累能力的乡土青年回到家乡创业，企业家在乡村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进行新的商业和经营模式尝试，部分城里人到乡村创业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资本和劳动的城乡再配置，带来乡村建设用地需求的上升。
其二，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上升。在急速城市化时期，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工业和城市的生产率高于农业和乡村，城市代表先进，乡村代表落后，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乡村逐渐消失。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还未发展到一半时，大量的城市问题出现并加剧，城里人主动到乡村寻找与城市差异化的休闲、宁静的生活方式，带来乡村经济发展机会的增加和村庄活化。
其三，城、镇、村的功能分工更加明确。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强，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配置主导性增强，更有利于大城市、城镇与乡村发展各自比较优势。大城市发挥其集聚、效率、创新、知识、产业、就业的优势，成为城乡人口就业和创造收入机会的场所；活化的村庄在满足城里人新的消费需求的同时，发展出一批体现乡村特色、个性化、有地方风格的产业；在大城市和活化的乡村之间，部分乡镇成为连接城乡的驿站，承担城市部分产业转移等功能，也成为城乡人口互动的过渡地带。
更为根本的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共融共生。我们在城市化过半以后才发现，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不仅没有消灭乡村文明，城市文明也出现大量病兆。城里人的经济活动和生活被城市病困扰，他们开始主动到乡下去寻找另一种文明的慰藉。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与呼应是城乡中国阶段的基本特征。乡村是城市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乡村是永远存在的，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都有乡村存在。城与乡两个板块不能割裂，但城市高度繁荣、乡村衰败，正是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
城乡真正好的形态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彼此共生，互有特点，但相互交融。城乡互动是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发展、人们消费需求变化的结果，具有阶段转换与趋势变化的性质，将成为城乡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刘守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