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作为确证的真信念，有赖于证据的支持。历史知识，因其对象(历史)不可直接观察，其确证问题长期处于史学理论基本议程中，证据概念也随之居于本领域核心位置。在西方，大体上，人们或者认为证据天然地与外部实在相联系，尤其指向材料或事实，或者认为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心灵反思的结果，最新的看法则把证据视作语言的产物。这三种对证据的不同理解，分别造就了历史重构、建构与虚构的历史知识确证路径。
首先，证据指向材料或事实，是最古老也是影响力最持久的观点，在当代西方史家那里大有市场。材料或事实通常被认为是确定性的，相应地，历史也就被认为是依据材料或事实进行的推理，而推理所得通常被认为符合那不可直接观察的过去实在。英国斯坦福郡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艾伦·蒙斯洛把这种证据观念视作经验主义的，并称这种史学的拥护者为重构论者。
但是这一路径自20世纪伊始，其内部就不断提出质疑。牛津大学的H.B.乔治在1909年出版的《历史的证据》一书中，把证据与获取知识结合在一起来考虑，认为“任何传递信息的事物都是证据”。这一观点极具实用性，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证据的限定性，即同一个材料或事实，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不一定都会被认可为证据。
美国历史哲学家亚瑟·丹托在1965年发表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后，人们已经认识到历史作为一种经验知识，有着特定的整体组织框架，尽管过去的存在对他们不言而喻，但“离开组织框架我们没法认知历史，而历史地形成的组织框架也不是脱离特有的人类旨趣的”。证据指向材料，在历史编纂中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其实是在特定的时间视角下去看待事物。这就否定了证据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从而“历史学家该追求的不是再造历史，而是对过去的一种组织”，釜底抽薪地批判了材料重构历史的路径。
其次，与之相伴的另一路径是把证据视作内心反思的产物，由这种观念形态的证据参与建构历史，就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证据“心灵说”与历史建构论。
克罗齐、柯林武德细致地阐释了这一路径。克罗齐在他的精神哲学总纲下，区分了历史与编年史后，认为只有历史学家的主动探究才能揭示出材料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在动机上却又是源自历史学家的时代与兴趣。在这种认识之下，他承认证据载体是材料，但认为即使材料经过批判核实了，也不可被认为是真的，因为通过这种批判性证据所建立的“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完全外在的历史，绝非那种当代的和现在的根本性真历史”。柯林武德承续克罗齐，认为只要是此时此地存在的东西都可以被认为是证据，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的根本在于解释证据，从而“所有的历史都是对证据或多或少进行批判性和科学性解释的结果”。
柯林武德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这一路径，后续讨论也都以之为基础。荷兰开放大学历史学教授杨·范·德·杜森在1990年撰写了《历史学家及其证据》一文，继续深入探究。他注意到，对于历史编纂学而言，一个有着一定重要性的问题是：那些称职的历史学家们怎么能够从基本上同样的证据中得出那么千差万别的结论呢?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引入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开创者皮尔士的假设推理或溯因推理，认为历史是根据经验从已知看得见的事物去推论那看不见的过去。假设推理是历史学的特点，认定证据就意味着做出了假设。不过，这并不能否定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
最后，随着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迎来语言学转向，历史建构论发展出了当前最为流行的第三种历史知识确证路径：证据的“话语产物说”与历史虚构论。
海登·怀特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旗手，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中挑明了历史诗学性质，即历史是人工语言制品。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麦库拉、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研究员塔克尔等学者，进一步阐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知识确证路径。他们的看法几乎是当今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的普遍认识。麦库拉认为历史学家需要通过证据来证明他们对过去的描述是可靠的，但是把物质材料叫作证据严格说来是不恰当的。因为历史学家挑选材料时，总是寻找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对其希望揭示的历史事实有所助益的证据”，所以解释证据所带来的推论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可错性。
值得注意的是，塔克尔把贝叶斯主义引入到史学理论中来，他认为贝叶斯主义是对历史学家实际行为的最好解释。贝叶斯主义是一种主观概率推理，即人们对某事情发生可能性的一个估计。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数据，历史学家在研究中总是先根据已有知识和经验提出假说，然后不断按照新发现的证据来修正假说。
然而，历史学以求真为旨趣，自成为一门现代学科以来，总是致力于申张其科学性。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确证路径自提出以来，争议不断。历史存在不容置疑，但历史学区分为研究与书写两个阶段。重构论与建构论侧重于研究，而“虚构”论着力于书写。海登·怀特等人本意只是说历史书写会有虚构成分，并非认为历史本身是虚构的。但他的后学们很多错误理解虚构适用范围，认为我们在研究中也在进行虚构，这等于直接否定了历史真理的存在，彻底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一个恶果，它在史学理论界否定历史真理，滥用虚构，把虚构变成虚无，这是一切严肃的史学理论家们所反对的。后现代主义虽有部分合理成分，但自身需要避免极端化，广泛吸纳以往一切研究成果，推陈出新。这也是当前超越后现代主义，维护历史真理性的必由之路。
2009年，在塔克尔主编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指南》中，作者们通过撰述“历史证据”词条，力图融合以往三种确证路径，开辟新的历史知识确证路径，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隐患。作者们在词条中认为证据总是用来证明真理的，维护历史真理必须对证据有更好的理解。贝叶斯主义只是有助于我们理解部分历史学推理，确证某个信念的成立，并不能解决历史真理的产生。这样就鲜明地把逻辑演绎(历史书写)与经验发现(历史研究)两个层面区分开来，从而在一种温和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中，为作为材料的历史证据和历史知识的可能性留下空间，肯定了历史具有客观真理性。
继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家们把研究与书写结合起来，提出以解释主义补充贝叶斯主义。解释主义是指在研究中提出某些假设来深化对证据的解释，继而在实践中逐步修正所给出的解释，最终提出最好的解释。在历史真理问题上，应该不断提升历史认识的真理性程度，确保最好的解释与最有可能的解释一致。
最终，他们提出史学理论需要发展一种解释主义的贝叶斯主义，这表明当代西方在后现代主义冲击后，再度确认历史的科学性，力图维护历史真理，其进一步发展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