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故宫博物院的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手机更是整天响个不停，都是要求采访的电话和短信，网络上的各种评论也让他寝食难安。
最新口头禅“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不管你信不信，最近一个时期在公众中流行的两句口头禅“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是一个奇迹”居然都来自于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的资深发言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应该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够不回避，能够坦然面对记者前所未有的逼问，没有怒发冲冠离席而去，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由于缺乏媒体的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也犯了一个资深发言人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没有体现发言人在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算得上王勇平的老师，作为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主讲教授，对于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的困境，他心知肚明，王勇平绝不是个例，正是目前中国发言人现状的集中体现。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去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他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他们也时常会卷入舆论的漩涡，遭来广泛的质疑；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有好事者将中国的发言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在中国从事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实行，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闻发布也只是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是公布了，但并无后续，甚至新闻发言人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童兵说：“虽然网民有各种渠道搜集信息，但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而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权威的。从信息的质量上看，他们不是弱势群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网络确实使新闻发言人面临极大挑战，而且微博用户通过互相“关注”、“转发”、“目标推送”，可以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模式下的“协作传播”，从而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
也有专家认为，发言人代表某一国家、集团、部门、企业的利益，他们的“脑袋并不完全长在自己的肩上”。王君超认为，这并不是说，发言人完全没有自我发挥的空间。恰恰相反，发言人如果在每一场发布会前，都能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即召开发布会的目的不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在确立“口径”、发布信息时就会实事求是，使发布会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受到公众的欢迎，这其实也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其所代表的部门利益。
在正常的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而且有的发言人也做得不错，但一旦遇到危机和突发事件，一切仿佛就被打回了原样。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有的发言人认为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由自己决定。但新闻发言人虽然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新闻发言人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传递诚意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童兵认为，能否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检验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否真诚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标杆。有时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搞明白自己发布的对象是谁，表面上看是记者，其实记者是代表民众来发问的，对于发言人而言，记者的提问没有刁钻和不刁钻的，只有好回答和不好回答的，新闻也没有负面的和正面的，都是客观发生的。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公布什么记者的黑名单，完全是不明智的举动。不要低估受众的理解力，不要回避明显的焦点和问题，如果一般民众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发言人应该更熟悉更明白。
人民网成立了一个新闻发言人俱乐部。负责人杜登斌告诉记者，相对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来讲，企业更需要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对于政府的一些报道还容易统一，但对于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来说，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
值得忧虑的是，有许多的书籍、有许多的讲座传播的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应对之策、推诿之术，王君超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发布会的社会效果，永远只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