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铁道部表示，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相关负责人称，“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王勇平的级别待遇没变。”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据知情人士透露，接任发言人职务的可能是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韩江平。（8月17日《京华时报》）
这样的人事调动，再一次把世人的目光投放到了一时间“声名远扬”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身上，他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两句话震惊了所有人。但是事实上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除了说话的方式与姿态等方面做的不好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责任。如果说他何以成为众矢之的，遭受舆论的猛烈鞭挞，更多的是因为无意间他把铁道部“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了，背了个巨大的黑锅。
因此，这也就牵扯出一个问题了，中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为何入得官场出不得镜头？并且屡屡将自己以及背后的部门拖入到更加惨烈的舆论漩涡之中？
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当了八年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是“后非典时代”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又同为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培训，被称为“黄浦一期”学员，还同到美国考察的资深发言人。2006年还出版了《彼岸掠影：一个中国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在美国的见闻》一书，对新闻发言的实践与体会甚精，他把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视为“富有挑战性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敌人的关系”；把他与铁道部、媒体的关系比作“一仆二主”。在书中，还有一章叫“优秀的发言人与糟糕的发言人”，可惜的是，最后他确实是做到了“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书的另一章），不过却是以“糟糕的发言人”的方式退场。
就连如此实战经验丰富、理论修养良好的人都能栽了，可见，当一个中国式的发言人是何其的艰难。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建制并不是太久，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正式开始确立并形成了初步的制度化，在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才算真正的形成制度，几年间，形成了国务院、部委、省市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但尽管新闻发言制度相对完善了很多，却没有相应的公开透明的行政运作体系，很多政府部门依然停留在以前的理念中，对很多原本告知公众的事情，总是想方设法地掩着捂着。甚至一旦遇上真正充满丑闻的事件，就更是如此。因此，中国的发言人实际上就很容易被迫沦为了一个传声筒，或者是简单的通稿播放器。最后不少异化为正如《人民日报》所说的“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等等类型。
不过就目前来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也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比如定位不清、级别不高、授权不大，成为最大的问题，这些兼任发言人的官员层级不高，对核心信息掌握程度本来就有限，而去记者与观众的“长枪短剑”的逼问之下，不失守才是怪事。而在新闻发言人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白宫发言人虽然没有任何级别，但可以列席最高级别的会议，直接了解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和思想动态。所以说，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决策层中的一员，需要清楚政府每一个政策出台与信息发生的前因后果等方方面面。
本来，当新闻发言人就是一项苦差事，曾经担任过里根总统副发言人的彼得·卢塞尔说，在他看来，发言人是白宫最艰巨的工作。因为发言人需要对两个而不是一个实体负责，一是总统，二是新闻界，他或她必须每天为这两个实体服务。也就是说，得受着两边的夹板气，并且时刻准备着承受风险。但也并不是说，发言人就没有办法当好了。正如白岩松说，做好政府新闻发言人，秘诀是要记住4个关键词，就是进行词语“拆分”，即政府、新闻、发言、人。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个，要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而是发言说新闻的机器），更要把言说的对象当做尊敬的人，做到真诚正直，充满人性。
巧的是，王勇平在《彼岸掠影》书中也说道：“发言人优劣，最根本的是强调诚实，编制的谎言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越高。被人揭穿并被抛弃的风险越大。”如今，他最终因在“7·23”事件新闻发布会中编制谎言或者说参与了谎言的传递，丢失了最起码的道义与人性关怀，从而身败名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的命运当为所有政府新闻发言人者鉴，同时更给各级政府敲响了这个信息时代的警钟，政府应将信息公开视为执政的必修课，顺应时代潮流，开诚布公地面对这样一个全民皆记者、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