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纪念“两论”诞生8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马列责我开生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谱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80年前在延安窑洞诞生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两论”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必须反复研读和运用的经典。
“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两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世所罕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如何搞，从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书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只能从实践中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论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矛盾运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最终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革命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哲学家。他在青年时代就酷爱哲学，有很好的哲学修养，提出“普及哲学”的卓见。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善于从哲学上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批评党内盛行的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两论”的思想就是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社会客观矛盾运动在观念上的反映，也是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理论升华和系统化。“两论”充分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但它决不是书斋中的产物，它凝结的是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具有指挥革命战争并同党内错误路线、错误思想直接斗争的经历，仅有书本知识的哲学家，是写不出“两论”的。
“两论”的诞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紧密相联。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抓住革命转变的有利时机，发奋读书，尤其是钻研哲学，总结革命经验，为即将来到的全民族抗战磨制思想武器。1937年5月，他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他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科学的、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革命中间的一切错误，无一不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因“七七事变”爆发，讲课中断，唯物辩证法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讲课后，毛泽东同志将讲课提纲和讲课记录稿整理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虽然只是《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其篇幅却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内容丰富而生动，其中结合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论著。
“两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
从人类哲学思想史看，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深刻地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引起了人类哲学思想的革命，给无产阶级以科学的世界观和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和“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论断，并强调还需要“说明和发挥”。发展实践理论和矛盾学说既是列宁遗留下的两大哲学课题，也是攸关中国革命成败的思想理论基础问题。毛泽东同志着力著述《实践论》和《矛盾论》，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中国的知行学说、矛盾理论，写出全新的论著，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也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紧紧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系统地、明晰地、深刻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实践论》阐述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着重强调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人们只有亲身参加变革事物的实践，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阐述了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辩证发展过程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着重强调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更为重要;阐述了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改正错误;阐述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阐述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改造客观世界;最后概括总结了认识的根本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上升的过程，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矛盾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的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毛泽东同志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提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阐述了矛盾普遍性的含义，指出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阐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阐述了怎样研究矛盾特殊性，强调必须具体地分析情况，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阐述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指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强调矛盾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意义和条件;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提出了“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懂得这一精髓是真正懂得辩证法及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
“两论”的基本观点构成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同志曾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称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两论”是“三个主要法宝”的哲学基础，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两论”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中的大法宝。
“两论”是需要反复精读的经典
经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提倡，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两论”是中国人民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教材，其基本思想已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生活。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历史证明，违背“两论”的基本精神，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观指导不符客观实际，理论脱离实践，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号召全党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令世界惊叹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继承和弘扬重视哲学的优良传统。2013年12月和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提倡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著作篇目，首先是“两论”。这是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常反复精读“两论”，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绝对化、简单化，努力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两论”不仅是中国的经典，而且也是世界的经典。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曾于1950年12月10日做出决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同时，《真理报》配发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实践论》，称“作者全面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原理。”“两论”还写进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成为一些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教材。“两论”也为国外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推崇和称引，写进了国外多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两论”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说：“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纪念“两论”诞生8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马列责我开生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实践要求，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谱写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