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如此幸运，在历史长河中徜徉漫步含英咀华?谁能如此坚守，在社会变迁中记录人间百态?谁又能如此执着，立于时代潮头拨开迷雾探明暗礁?在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向你和你的坚守致敬!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烽火硝烟中“红色中华”电波凝聚战斗必胜的信心，枪林弹雨中抢出《谁是最可爱的人》，乡间地头写就《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雁翎队一起战斗，伴登山队勇攀珠峰……文若惊雷大地春，图如金刻斧留痕，奏响时代凯歌靠的是什么?
惟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时代的记录者亦被时代所记录。就在2018年，世象纷杂中传递中国声音、宣示中国立场;改革开放40周年回望小岗风云、探索改革开放新逻辑;长春疫苗事件中追寻真相，推动相关制度完善……每个风雨兼程的日子里，记者们从世界各地传递或悲或喜的讯息，用理想信念筑守价值底线，于风云激荡中推动社会进步。执简以往的行囊风尘仆仆，再添荣光。
节日，是对荣光的铭记，也是对使命的呼唤。毋庸讳言，变革中的媒体业态给新闻带来极大挑战，信息资讯极大丰富的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的难以避免?哗众取宠动辄引发“爆款”，客观真实、不入俗流真就成了稀缺品质?“后真相”时代记者何以立足，新闻何以为历史“留痕”?时代给记录者发出新的考卷。
著名新闻人范长江说过：“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做成了根本的第一信条。”换句话说，做新闻最重要的不在于“术”的技巧变换，而在于“道”的价值坚守。尽管技术与资本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业态，人们依然致敬责任与使命。世道沧桑，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守正创新才是真正的“爆款”。
本领并非一天练就，所谓“笔下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有是非曲直、有毁誉忠奸”，不用脚步丈量生命的长度，踏遍时代的沃土，怎能走出微观真实抵达宏观真实?不突破重围追寻真相，怎能于青蘋之末发现大势所向，在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
荣耀标注过往，使命昭示未来。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忠诚、责任、担当，仍将是新闻记者最深刻的烙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愿与全国新闻工作者共勉：铁肩道义，妙笔文章;情深且长，无愧荣光!
在我心的最高处，挂有一面国旗
今天，我的故事要从几面国旗说起。
去年，我在伊拉克采访过一名足球教练，他叫加尼姆。30年前，他是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中的马拉多纳，曾经出征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法征战球场，而是征战在一个满目疮痍的战争国家里。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是身披国旗奔跑在赛场上。但是，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的那面珍贵的伊拉克国旗，紧紧裹着的，是他儿子和女婿的遗像。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婿，在两年前的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身亡。
过去15年，加尼姆看着自己的肌肉在战乱的贫困中松弛，看着自己心中的大力神杯在流星般的弹片中碎裂。战争，不仅摧毁了一个国家，更在摧毁一代人的梦想。哪怕是娱乐这种小小的心愿，也变得扭曲不堪。
后来的日子里，伊拉克的局势转好，我跟随伊拉克政府军，见证着他们一处一处地收复被占领的城市村落。每收复一处，伊拉克政府军就会将一面国旗插在城市的制高点。在那些伊拉克人祈祷和平的眼神中我看到，国旗代表着胜利和希望。
过去10年，我常常用一个国家的国旗作为坐标，来定位这个国家的团结与稳定。但是，就是这样一面旗帜，有时却很难寻找。
在也门时，一天凌晨，一连串巨大爆炸声将我从睡梦中炸醒。爆炸犹如地震一般，把分社的门窗炸得乱颤。防空火炮点亮了萨那的夜空，大量弹片如雨点倾泻而下。
我和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人员一共30多人挤在4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避难。地下室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悬挂的一面五星红旗。
那一刻，五星红旗下，就是我们的庇护所，就是我们的家。一位使馆老同志在那面红旗下，火线入党。在炮火中，他高高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庄重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样在那一刻，中国护航编队正迅速向指定海域移动，一场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即将展开。
撤侨的车队上高挂五星红旗，通过检查站时，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通行证。码头上，在临沂号护卫舰的临时海关口，《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们的身份证。那一刻，在每一位中国人激昂的泪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嘹亮的歌声。
我叫刘万利，是新华社国际部一名普通记者。入社10年，7年驻外，辗转利比亚、也门、伊拉克三个战场，亲历大小战斗十多次。枪林弹雨，泪水哀嚎，生离死别，荣辱兴衰……都已化作“新华社几月几日电”，永远地留在了中国新闻的历史稿库里。
也许是战争的原因，让我变得内敛而不重言辞。但是，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能够在危难中工作，在寂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验中砥砺前行。因为，在我心的最高处，别了一枚党徽，挂有一面国旗。
骑马走进冬牧场，感受润物无声
一盒小儿感冒颗粒，在北京的药店里卖十五块八。我还可以指定电商在1小时内把它送到我手里。但是，如果像这样在盒子上用哈萨克语标注好用法和剂量，再把它送给新疆牧区的一位哈萨克族小患者，我需要花费10天的时间。
是的，去年冬天，我骑着马，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天山山脉，攀登峭壁，横渡冰河，跟随一支“马背上的医疗队”，以每天25公里的速度，用10天时间，完成了一次——送药的旅程。
送药的终点，是天山深处一个美丽的冬季牧场，名字叫包扎得尔，送药的起点，是离这个牧场最近的小镇。两点之间看似不远，却隔着一条“魔鬼之路”。
每年冬季来临前，转场的牧民赶着牲畜，要翻山越岭，蹚河过水，爬冰卧雪，走很长一段在峭壁上开凿的羊肠小道，才能进入包扎得尔。但对于牧民来说，更大的危险是：在深山里面，生病了怎么办?
我不敢相信，在包扎得尔阑尾炎曾经是绝症，而普通的感冒也会夺走许多人的性命。
在这条连马都不愿意多走一步的山路上，1978年，牧区巡诊医生来了。此后每年冬天，8个人的医疗队，骑马走进2200平方公里的包扎得尔，守护1500多户牧民的健康。他们一走就是40年。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巡诊队里还有这样年轻的面孔。他叫阿斯哈提，今年28岁，是医疗队新来的年轻人。这位“90后”最大的苦恼，是山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互联网，他想给新婚的妻子发一条微信，都是奢望。
巡诊路上，面对壮阔的山川美景，阿斯哈提从不拍照，他生怕被家人看见这里的艰险。家人并不知道，阿斯哈提出一趟诊，要翻越3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6次过冰河，脚下的路最窄处只有一张A4纸宽。
10天马背颠簸，我跟随医生走访近百户牧民，发放药品600多件。这是医疗队40年来第一次带记者出诊，也是我作为记者第一次在马背上采访。
采访中，我几次热泪盈眶。当我站在悬崖边望而却步时，我才知道，原来医生克服恐惧的办法是用酒精麻醉自己;当我们10个人睡在一张炕上，我才发现，牧民心疼医生，总会悄悄爬起来添柴架火。
正所谓“悬壶济世，用药治病，同心同德，用爱暖心”。因为一份爱，医生们一次次走进大山，走到了“健康中国”的最后一公里，更走进了牧区最远一家人的心里。
作为记者，我真想知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还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行走在“最后一公里”，在改革开放40年的壮阔浪潮中，还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润物无声。
眼下，天山南北提前进入冬季，医生们又将启程，我真想和他们一起，再骑上马，走进那遥远的冬牧场，走进你们的心里。
用新闻的力量，传递最高的忠诚
大家好，我来自高原青海。虽然那里比较寒冷，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三个温暖的故事。
玉树地震后，我采访过一位母亲，她叫康卓德吉。大学毕业后，康卓德吉毅然回到玉树，回到曾教她养她的孤儿学校，成了一名教师。
2010年玉树地震，学校收容了大批遗孤。从那一刻起，学校改名为“玉树八一孤儿学校”，而康卓德吉也从一名教师成了孩子们眼中的——妈妈。
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每个细节都可能拨动孩子们脆弱的心，每当课堂上出现“父母”二字时，孩子们经常含着泪哭泣。因为孩子们没有家，他们的暑假集体在巴塘草原度过，草原上，孩子们住的帐篷一定要色彩鲜艳，但唯独不会使用蓝色，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们想起地震时使用的蓝色救灾帐篷。
在感恩中奋进，在悲伤中前行。在康卓德吉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位孤儿对回报社会的忠诚，是一位在逆境中成长的母亲对人类最伟大事业的忠诚。
故事中第二个忠诚的战士名叫秋培扎西，是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巡山队员。
秋培扎西说，有一次巡山，队员们的车坏了需要救援，寒冷使他们几乎冻僵，无奈之下，队员们只好将车辆备用汽油拿出来，倒在太阳湖畔的沙子里，用打火机点燃后，他们跳进沙火中获取短暂暖意。
这样的艰险，他们不知遇到多少回。几次巡山采访经历让我对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心存敬畏。
后来的采访中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扎巴多杰为可可西里献出了生命。在这片苍茫的荒野里，听他讲起离去亲人的往事，我放声大哭。秋培扎西却说，别难过，只要没有盗猎枪声，一切都值了。
在秋培扎西眼中，我看到了一名康巴汉子对父辈祖辈和脚下土地的忠诚，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祖国生态文明建设大业的忠诚。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青藏铁路线上一群普通的武警战士，他们驻守着中国海拔最高的武警固定哨所。
一位战士告诉我，哨所外，常年有一种花。我愣住了，这个号称“连雄鹰都飞不过的地方”还会长花吗?炊事班的湖南老兵欧阳荣捂着嘴，笑着告诉我说，雪花啊!在这七八月还飘着大雪的无人区，我们只能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
每当有老兵离开，战士们都会列出方阵，奏响国歌，升起国旗，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最难忘的芳华镌刻在彼此记忆中。
我叫李琳海，是新华社一名普通的藏族记者。这些年，我们行走上万公里，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通过我们的报道，玉树孤儿学校得到了更多关注，可可西里12年没有响过枪声，哨所和兵站里那些动人的故事也不再冰封雪山之巅。我们正用新闻的力量，见证信仰的海拔，传递最高的忠诚。
用一生奋斗，作马克思的信使
顾锦屏，85岁。大家或许对这位老人很陌生，但是这些书大家一定很熟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全集》，顾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从1951年进入中央编译局工作开始，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默默贡献了67年。
顾老告诉我，当年进入中央编译局时，自己还是一名大二学生，因为新中国刚成立，紧缺外语人才，自己就从上海被抽调到北京。而这一抽调，就是一辈子。
他说：“那时候才18岁，还是个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年纪小，同事们都叫他“小孩儿”。
60多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小孩儿”，早已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工作的栋梁。长年的伏案译著，让这个85岁的老人越来越佝偻着背。
尤其是这几年，眼看着当年和自己一起开启新中国编译事业的老同事们一个一个离世，顾老几番感慨：“就剩我一个啦……”
现在，顾老仍然每天坚持去办公室上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这项浩大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启动，30多年过去了，还只完成一小半。
还有一位老人，像顾锦屏一样，坚守信仰、默默奉献，他就是吴学芳。
77岁的吴学芳，是住在大兴区的一名退休老党员。这位活泼的老人，平生就两大爱好，一是帮人理发，二是出黑板报。
一个简易的理发箱，跟了他半个世纪。小时候，他在学校里帮同学和老师理发，当兵时给战友们理发，就连在出差的路上，也背着理发箱，在火车上为乘客理发。
退休后，他依然热心理发，在自家楼下的自行车棚下面搭起一个便民理发摊。光给人理发，他觉得太单调，于是又在自行车棚背面办起了一个宣传栏，既宣传党的思想，又宣传健康小常识。
宣传栏一办就是16年，从一块小黑板办成了一个近40平方米的小长廊，里面的内容越来越紧跟国家大事、新闻时事，而且随时更新。
我问他：“累不累?”
他乐呵呵地说：“我是个老党员，宣传党的思想、服务群众，是我应该做的。”
从顾锦屏到吴学芳，他们不正是这样吗?身在不同的岗位，却都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信仰、默默地奉献，他们的身上，有着共产党人共同的品质：坚持、奉献、无悔。
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我想，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坚守自己的使命，用心去发现、去倾听、去记录，去找准时代的脉动，去讲述更多闪耀着思想光辉和人性光芒的中国好故事。
信仰美好时代，走近奋斗的灵魂
过去的这一年，我遇到了两个不爱睡觉的怪人，他们一天就睡四个小时，每天如此。
钟扬，复旦大学的植物学家，人送外号“钟大胆”。他最喜欢干一件事，就是上青藏高原采集各种珍稀植物的种子，一忙起来忙到睡觉也顾不上。别人定闹钟都是为了提醒起床，可他在半夜三点给自己定了一个闹钟，就是为了提醒自己：该睡觉了。
黄大年，吉林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为了做国家的大项目，他经常带病出差，连夜赶路。有几次在办公室累到晕倒，他爬起来吃点速效救心丸，又继续加班，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拼命黄郎”。就连接送他的司机师傅都总是闹着要“罢工”。后来师傅看着他上车倒头就睡不落忍，从自己家里拿来了枕头和毯子放在后排，让黄大年能踏实睡一小会儿。
我是一名新华社记者，接触过不少典型人物，但遇到这么疯狂的人还是头一次。如果他们还在世，我真的想问他们：这么疯狂到底图什么?
我带着这个问题，走到他们工作过的地方，走到黄大年躺在地上阻挡卡车强拆无人机库的地方，走进钟扬那个一抽屉都是没报销的机票和发票的小办公室。我慢慢了解到，这两位科学家这么惜时不惜命，就是为了他们的科研，为了国家的战略事业。
他们两个都是想做事、做成事的人。黄大年的目标是“把地球变成透明的”，他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放弃所有成就回国，甚至不惜威胁妻子离婚。在他的推动下，我们对大地和深海的认识追赶了发达国家20年的进度。
钟扬用一辈子去追他的“种子梦”。他用生命的最后16年在高原上的无数次弯腰，换来了4000万颗种子的“宝藏”，他留下的一支精锐部队，让我们在进化生物学领域能够与日本、欧美三足鼎立。
但他们很纯粹。他们不是院士，走的时候也没给家里留下多少钱。他们身边的人说，他们眼里心里装的东西太多，就是装不下他们自己。
采访得越深我才越明白，每个科学家心里，都住着一个奋斗的灵魂。一个国家需要奋斗者，一个时代也呼唤着奋斗者。从黄大年到钟扬，正因为他们有一种信仰，信仰这个美好的时代，他们才愿意为这个时代做出伟大牺牲!
钟扬留下了4000万颗种子。现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对我们来说，这4000万颗种子，不仅是青藏高原的青松翠柏，也不仅是地质宫里不灭的明灯，而是我们心里的希望，是远方的梦想，是我们脚下的路。
我明白，只要希望还在，一直往前走，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国社十佳编辑，扶贫顶天立地
我要讲的故事，主人公不是我，而是我的同事，新华社驻贵州石阡扶贫工作队原队长田朝晖。是的，他深沉地爱着他倾注过热情与汗水的石阡，虽然，只有14个月，虽然，那里抬望眼尽是沟壑与大山。
第一个讲述田朝晖扶贫故事的人，是他的扶贫战友、石阡县主管扶贫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周迪。6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转发了周迪的文章《新华社扶贫干部田朝晖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篇文章经新华每日电讯公号转发后，新华社客户端、腾讯、网易、搜狐等纷纷转载，腾讯跟帖近5000条，广大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说“国社扶贫，是认真的。派出的干部，杠杠的!”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田朝晖带领的扶贫工作队创下“四个1000万元”的战绩：争取教育帮扶资金超过1000万元，医疗救助资金超过1000万元，新华社工会采购石阡农特产品总额有望超过1000万元，新华社各终端平台拿出超过1000万元的产品推介石阡。
作为新闻人，田朝晖在国社服务十八年，获得过新华社十佳编辑，获评过中国新闻奖，得过的社级好新闻超过10条。而由于在石阡扶贫的优秀表现，田朝晖获得了一项“非新闻类”殊荣——“中央和国家机关脱贫攻坚优秀个人”称号。
国社十佳编辑，扶贫顶天立地。田朝晖不忘新闻人本色，在扶贫之余采写发表了多达百篇的石阡扶贫报道。而他选择去扶贫，也与一次报道有关。
那是2017年3月，田朝晖来到云南，寻访曾在那里行医扶贫15年的德国医生夏爱克。一路上，他采访了近百人，采访笔记达12万字。报道一出千层浪。夏爱克被誉为“当代白求恩”，获颁“中国政府友谊奖”，并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
扶贫中的田朝晖自己，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去年8月的一天，田朝晖正在石阡山村里调研，突然接到家里电话，得知父母遭遇了车祸。等田朝晖辗转赶回河北老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则躺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
料理好母亲后事，又将父亲转到北京的医院，那天黄昏，田朝晖在医院门口的一个广告牌前，久久伫立。广告牌上写着：百善孝为先。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父亲醒过来，却看见你颓废的样子，你就对不起父亲。正因为牺牲巨大，你更要分秒必争，忘我扶贫。
就这样，石阡人以为再也见不到的田书记，又迅速回到了石阡的工作岗位上，又出现在贫困户的平房瓦屋里。石阡人没有忘记田书记。他们来信说：村民都记得你是中央北京来的“大记者”，都说你是难得的好干部!
田朝晖的故事还在继续，新华人的好故事也正在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