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美国《财富》全球论坛顾问。研究方向为政治学、政策学。主要著作有《协商民主与椭圆视角》等。胡学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传统的治国理政方式已难以适应社会的剧烈变化，由注重“管理”转向“治理”成为执政党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治理面临着迥异于西方的特殊而复杂的国情，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探索一种适合本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
“治理”与“管理”，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有很大区别。其一，“治理”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管理”覆盖面广，统管一切。“治理”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其二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传统社会的“管理”，主体单一，主要是指党和政府。“治理”的主体除党和政府外，还包括社会组织、社区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其三是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化。传统社会的“管理”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互动，主张尽量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这就表明，“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党和政府，是一元主体，方式是人治。“治理”的主体除了党和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乃至个人，主体多元化、方式法治化。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注重的是“管理”而非“治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进入转型时期，执政党也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我国社会的转型，主要表现为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由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当前，更是出现了“三期叠加”的新情况：其一是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其二是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其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社会的加速转型使以单位为基础的政府包办型社会管理体制被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单位人变为了社会人，社会有越来越多自由流动的资源，社会成员有越来越多自由活动的空间。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越来越强，要求当家作主和自我管理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再沿用“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已经很难搞好社会建设，必须用“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地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在治国理政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注重“治理”而非“管理”，是现代化国家的普遍要求。然而，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而面临着迥异于西方的复杂问题，其治理的难度是举世罕见的。
历史文化不同。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成熟的社会管理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更是影响深远。自从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以儒学思想为主，兼收并蓄其他学派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一直成为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经过不断改造后的儒学，给广大人民加上了沉重的镣铐，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理论根据，致使广大民众没有自信，只相信权威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新中国成立已有六十多年，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但封建思想的残余仍有较大的市场。比如，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少的党员干部还存在着特权思想，官僚主义还较为盛行。一些党员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严重脱离群众，淡化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有的党员干部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造成决策失误，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发挥。有的党员干部大搞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有的党员干部认同权大于法、以人治代替法治，扰乱了社会政治生活秩序，如此等等。欧洲虽然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文艺复兴运动把知识活动看成是热情洋溢的社会活动，同时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因此，西方实行社会治理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依靠中国智慧。
思维方式不同。中西方人虽共同生存于同一星球，但其思维方式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宏观把握，其优点是比较容易认识事物发展的全貌，其缺点是思维模糊，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西方传统思维则注重微观解剖和个体研究，其优点是纵向深入，其缺点是整体感不强。其二，中国传统思维重视直觉思维，先直觉到某一真理，然后再进行形象寓意式阐述；西方传统思维重视逻辑推理，这种思维具有实证性和精确性，有利于培育科学精神。其三，中国传统思维注重求同思维，强调天、地、人为万物一体、和谐共生。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表现于政治领域乃是春秋大一统思想，在伦理上表现为顾全大局和整体，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而西方传统思维注重求异思维，西方人追求个体生存的意义，在面对群体和整体时，认为那是一种压抑自我的力量，因而个人主义盛行。
地理环境不同。地理环境，通常指环绕在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生物、水文、自然资源等，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在古代尤其巨大。马克思就说过中国不同于西方，是独特的亚细亚模式。中国大陆的地理概况是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总面积的66%，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4%。即平原少，山地多。地势西高东低，高山、高原以及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丘陵、平原以及较低的山地多见于东部。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主要有三个特点：季风气候比较明显，大陆性气候强，气候类型多种多样。这样的地理环境，对经济的开发、民族的迁移、人口的增长、文化的传播，以至社会的治乱和王朝的兴衰都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比如，中华文化的源头产生于黄河流域，由于距离海洋较远，因而就是一种典型的内陆文化。
欧洲大陆基本呈现南宽北窄的梯形，半岛和岛屿的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3。陆地与海湾犬牙交错，加上欧洲面积本不大，这就使欧洲各地到海洋距离都不远。因此，西方文化是一种海洋性经济与内陆经济相互参融而催生的文化。
社会制度不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五种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终将走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是由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制度率先在一些落后国家如俄国、中国等建立起来，由此在世界上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奇观。苏东剧变后，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一枝独秀，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密不可分。在政治制度上，西方国家盛行多党制，而中国却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制度。在经济制度上，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文化制度上，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西方的多元文化也有着显著的区别。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差异，必然会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必欲除之而后快。我们应坚定自己的制度自信，须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同时，我们也要正视来自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居于优势的压力。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确立者和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它们必然可以借助这些秩序和规则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是后来加入者，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在国际分工中也处在极为不利的地位。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开始有目的地进行产业结构转移，将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工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将污染严重的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已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威胁。在科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遥遥领先，特别是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高科技方面，他们占有巨大优势。尽管我国的科技研究与开展也不断取得进展，甚至在某些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但整体水平的差距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仍将继续存在。只有正视这种差距的存在，才有发展的动力。我们一定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资源不同。就自然资源而言，中国除东部沿海线及东部平原以外，中部西部大部分是沙漠、盆地、高原，不适合耕作及居住。中国在矿产资源上，有一定的优势。世界上已经发现的金属矿产在中国基本上都有探明储量。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现有13亿多人，人数几乎是欧洲、非洲的总和，因此人均资源占有量仍相当有限。加之近代以来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掠夺，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西方国家则不然。早期资本主义依靠野蛮掠夺本国以及全世界的资源而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更是为了掠夺资源而不惜到处发动侵略战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它不可能重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依靠掠夺来发展自己，它只能主要依靠有限的资源来谋求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其治理模式自然有所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闯出自己的路，积极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推翻了旧的制度，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终让人民群众富起来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有自豪感，富起来的中国人有自信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们党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从党员队伍来看，尽管全国有八千多万党员，总数不少，但是党员素质参差不齐，一些党员干部要么党性观念弱化，甚至腐化堕落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要么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社会转型期对党员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当务之急是一方面强力反腐，另一方面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打虎拍蝇”，在强力反腐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与此同时，又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三严三实”要求，在转变作风和提升能力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所谓“三严三实”，就是指“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是党的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和行为准则，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干部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不少的党员干部在践行“三严三实”方面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离广大民众的期望还有较大的差距，全党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法律不占主导地位，当时虽然制定了一些法律，如宪法、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工会法等，但作用有限。真正起作用的法律其实就只有两部，宪法和婚姻法。大量的社会矛盾不是通过法律、法院解决，而是通过党和国家的政策，通过社会组织自治规范，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调解，或者通过单位解决。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迄今为止已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化十分迅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比如，关于社会治理，就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作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作为公众参与重要途径的社会组织，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参与公共管理、开展公益活动和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包括环保组织、关爱弱势群体的民间组织、劳工组织都赢得了社会尊敬。为实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社会组织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要促使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制定、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较为完备的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以保证社会组织具有合法性基础。
借用古代智慧。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从未断绝，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辩证扬弃，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其中，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形成、社会治理形态的形成，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社会影响。②比如孟子主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等，就是对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经验的总结，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借用现代技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比如，由于人员的流动性增强，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隐患不能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理。另一方面，我们的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比如，受手段制约，对社情民意不能适时跟踪掌握，舆情引导、矛盾化解、为民服务、社会管理等工作离群众的期盼尚有差距；条块之间、块块之间运行机制不畅和“信息孤岛”等问题导致效能低下、相互掣肘，合作共治和服务群众的能力与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改革政府。首先，要把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把原来政府无所不管的管理者定位转变为服务者，把不该由政府审批的事项尽量减少，将生产经营的权力和投资决策的权力回归企业，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同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把它们自己能办的事，交给它们自己管理。其次，要把人治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现代政治理念中，对于现代政府服务水平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政府能否有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必须给公共权力划定一个明确的界线，防止其胡乱干预市场。其三，要建立诚信政府。市场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当前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加强社会诚信机制的建设越来越迫切。政府不仅是诚信社会的维护者，而且是诚信社会的倡导者，还是社会诚信的管理者。因此，诚信不仅是政府的道义责任，更是政府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党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的社会治理必将取得良好的成效，必定会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3页。
张林江：《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智慧》，《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2期。
责编∕杨昀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