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才能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
中国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社会有很大差距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传统中国社会到现代化究竟有多大差距，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走向现代社会，自五四以来都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西化论者多认为中国应该彻底的反传统，全面接收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民主精神并不相悖，应当挖掘、改造、利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合理成分。还有人像胡适先生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初衷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即国粹与国渣，去芜取菁，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那么，一百年后我们应该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
传统中国为何必须进行现代化？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形态和帝制的翻来覆去，几千余年发展基本是一个模式，实事求是的讲，传统中国社会与现代文明交集少之又少，现代化要素几乎全部从西方引进。
所谓现代化过程，从本质上更准确的说是一个西化的过程。如果对整个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重新审视会发现，从近代以来，中国在从物质到精神意志都在向西方学习，抬头而望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科技、工业、城市、政治革命和民主宪政以及现代性的衣食住行用等生活方式几乎全是西方人的发明创造。无论在感情上多么难以接受，但中国人不能不承认被西方现代化文明“征服”的事实。
正如秦晖所讲：“现代化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传统社会过渡到尊重公民个人权力和个性价值的社会。”但是传统社会文化的心理因子中与现代要素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有交集吗？
传统文化如温良恭俭让，是较为原始社会状态下古人所提倡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后来更被教化成为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实事求是的讲，与这种准则更为匹配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其实诞生于春秋时代的诸多意识观念都具有较高的超前性，他们本质上是士人对于理想社会人际交往的一种畅想。即使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种“不争”的心理意识也会使个人乃至国家在竞争中归于失败(如宋襄公)。而它主张要表达出内敛低调，温和恭敬谦让等等更与市场经济中个人敢于冒险，敢于竞争，敢于展示个性和推销自己，敢于消费投资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的。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和运行中，这种意识的表现已不多见。
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民主政治是一种竞争选举，竞选者要善于展示和推销，更要表现得敢于为百姓争取利益，但中国官员不善于表现自己，低调谦逊有城府不单在官场也在社会大众中被认为是成熟心理的表现，中国老话说“枪打出头鸟”，个性的伸展和张扬往往不会为人所喜欢。
事实上，不光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创造都要强调个体性情的一种伸张和解放，传统文化心理是造成中国商业经济不发达，政治上保守，科学思维弱的重要原因。如果深入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社会机理就必须对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形态作全面透彻的解剖。
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中国在人类明中所形成的一套特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以其内在的强大顽固性阻碍着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有行政、司法和监察等系统的政治架构。官员升迁系统在一套科举制基础上建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即推崇一种君明臣贤的贤人道德政治。正如高华所说：“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政治架构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
在长久的中央专制集权官僚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下，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官民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形成的社会学原理在于，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中，一旦一部分人首先掌握权力与资源，他会创造一系列手段包括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将自己包裹起来以防止资源权力的丧失。古代中国就讲究“学而优则仕”，科举是读书人脱离普通老百姓身份取得功名晋身士阶层的重要途径。读书人即使取得最低层次的秀才功名，便可以享受国家财政提供的俸禄，免除税役，见本地官员可以不跪等特权，一方面是官僚享有种种的特权，一方面是民众缺乏最基本的民权，是为官民二元对立世界。当遭遇现代化的民主宪政来袭，要将官重新打会民的原型时，传统的政治官僚体制则展示出强大抗拒力。
正如楼劲所指：“科举官僚制的发展与其归之为社会上公共事务增多和分工发展的结果，倒不如更直接地理解为专制统治过度或无谓地分割官僚权任，又要保证一种更为集中的一元化控制秩序的产物。……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所以始终无法将它嫁接到共和体制上，及其所以在近代与帝制同归于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不难看出，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人人平等、主权在民、权力制衡完全相悖，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正是因为这种冲突的存在，集数千年传统政治的特征于一体的晚清政府难以进行自我改革，最终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毁于一旦。
二、传统社会经济结构
高华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的，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
对此，高华举例，在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经济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耕种是最基础最原始的人类劳动。中国有着原始而发达的农业文明，重农抑商一直是农业文明社会的一条基本国策，所谓：农为本，工商皆为末。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源于，商业活动会对农业活动产生冲击，商人靠雄厚资本做大后，兼并土地，造成农民破产，而农民流亡易诱发农民起义。商人没有农民的劳苦，却比农民收获更多，这种会带动不良效应，使得农民不好好种地，而去争相经商，商人富贵，思维活跃，有阅历见识，招兵买马，对政权构成威胁，故不能让社会有富人。农业被视为神圣的劳动，国家靠土地征收税赋，用土地锁住百姓，从而保证政权获得可靠的财源与兵源。绝大多数中国人个体丧失了自由创造力，这便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大的经济结构制度之恶。
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东西方贸易诉求不同，东方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过着自给自足醉生梦死的生活，西方人文主义的兴起和重商主义刺激了人的欲望，要进行商品贸易。西方重商，东方重农抑商。因此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只能以一种农业文明形态保持存在。
三、传统社会组织结构
不单是中国，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早期原始社会组织结构表现形式皆为家长制。家长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管理人员由家长、家庭和家族的主要成员组成。在家长制下的社会组织中，组织人员的选择，以具有人身依附隶属性的初级社会关系为标准，视与家长的私人关系和感情亲疏而定，这种组织结构形式的一个恶劣结果就是造成大量不称职的人员占据组织管理职位，它有着任人唯亲、因人设位、管理职位冗杂等难以克服的痼疾。
在传统血缘关系社会中，如家长殴打子女，在法律中不会被视为违法，由于家长所带来了子女的生命，子女会被认为是家长的私属品依附品，甚至对子女生杀予夺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这时有法律的介入会被认为是难以理解。
有部叫《被告山杠爷》的电影曾在思想界引起很大轰动。该部电影是以一个非常偏僻落后、与外界没多大交往的山村为场景，那里的村民根本不知道法制是什么，只懂得传统的宗法秩序。德高望重的山杠爷按照家族统治的那一套对社区进行着伦理自治。但有一天他的统治和外界法律产生矛盾，国家法律进行了干预，带走了山杠爷，传统的伦理自治遭到了破坏。电影表现得正是传统社会意识和行为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冲突。
传统家长制另一种可怕的表现为，子女会视家长为最高权威，绝对服从，即被传统文化心理中褒扬的孝道，对家长意愿的挑战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比如当参加选举时，家庭成员中，子女心中的候选人与家长不一致，出现家庭分歧，家长可能会示以权威强加自己的意愿于子女，子女如不顺其意，可能引起家长大发雷霆，施以某种家规家法，可能导致家庭不睦，甚至家长气出好歹，这时，子女往往会出于无奈而顺应家长的意愿。这种传统意识和习俗与现代民主理念的追求是不一致的。
正如高华所指：“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劳役实际上依赖于地方乡绅。”而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是往往不受国家法律的规范的。所以高华指出，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公平公正的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
四、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传统社会中，儒家意识形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正如高华所说：“儒家意识形态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朝上国，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经过干余年的儒学意识教化后，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但正如高华先生所说，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体西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衣。”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
五、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
国家民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明显，优秀合理的思想成分难以化入人心，正如高华说：“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末改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人情、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秦晖先生就更直接的指出：“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抑制个性，国家专制与父权家长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
综上，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明显皆不同甚至相悖于席卷世界的现代化潮流，而在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过程中又极容易陷入某些误区和陷阱之中，因此，在国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变革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等结构是一个系统庞大又无比复杂艰难的问题，如何协调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和现代理性认识的谨慎问题。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是传统国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才能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