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财政、税收、金融等多方面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山东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3”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来自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委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山东财经大学等国内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400余人参加论坛。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
财政改革改什么，金融领域补什么
在财政改革方面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把财政的位置摆得比较确定，而且摆得比较合理。《决定》中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和支柱，学者对于财政问题的研究就应当有一个新的视野。第二，预算是在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从政府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的作用这样一个立足点来讨论预算问题。也就是说，支出优先。第三，《决定》谈到处理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首次在中央的文件中对于什么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中央政府的事权是什么、地方政府的事权是什么、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事权是什么，都做了非常清晰的界定，这就使得我们今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施现代化有了一个基本的依凭。
在金融领域，主要是缺什么补什么。金融领域的缺陷，使得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引导资源配置作用。金融领域缺什么？第一，缺市场的基准。利率没有市场化、汇率没有市场化、国债收益率曲线没有市场化，金融领域中最基本的三个价格都是被管制的，所以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必须是对这三方面进行改革。第二，中国现在不缺钱，但是缺长期资金，尤其缺股权资金。无论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都需要投资，投资需要长期的钱，而中国的金融体系只能动用短期的钱，下一步必须让金融体系能够提供长期资金。这就需要改革资本市场，改革股票的登记发行制度，改革债券市场，同时设立一些从事长期融资的金融机构，解决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问题，解决城市住房的融资问题，解决整个发展中的长期资金问题。第三，广大的普通大众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他们得不到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发展小额贷款，要破除那种信用完全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状况，要允许非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个人之间能够发生关系。第四，中国金融已经有非常大的发展，风险也逐渐积累，但是处理风险的机制依然不是市场化的。下一步我们要提供一套市场化的处置风险的机制。第五，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要解除一些障碍，能够让我们更加顺畅地带着人民币走向世界。第六，中国的金融监管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但是每一个领域中的监管都还不到位，更重要的就是各个监管当局之间的合力没有形成正能量，基本上是负能量，所以监管协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张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2013年7月18日，美国密西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成为美国目前为止最大的城市破产案。底特律的破产是近60年来这个城市发展中不断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对中国研究地方债务问题有许多重要的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如果某一个财政支出环节一旦出现缺口，政府破产就会在短期内爆发。2012年7月地方政府发现财政无以维持它的支出水平。从发现财政问题到申请保护，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而从第一笔财政缺口到申请破产仅仅7天时间。任何的财政环节如果说出现严重的缺口，一根稻草就可能把这个政府压垮。
启示之二：如果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社会，不适当地调整和改革，也会加速破产的进程。众所周知，底特律是一个汽车工业城，8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汽车工业，它的汽车工业提供了70%以上的人口就业。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欧洲的汽车不断地进入到美国的市场与底特律竞争，美国的南部城市也大举创造更多的汽车制造业的机会。和它类似的一些城市像匹兹堡、芝加哥当时都进行了产业政策调整，它们现在的服务业都发展得很好。底特律政府出台的第一大类政策是关于环境保护和权益保障，特别是权益保障方面的，这都是需要增加支出的。底特律政府出台的第二类法案是不断地提高税率，增加税率，这些措施和办法不仅仅没有减缓这个城市遇到的债务危机，反而是加剧了。2012年底特律财政总收入只有10亿美元，还赶不上上世纪60年代一个物业税税种的收入水平。一个城市一旦产业出现空心化，什么样的财税政策、什么样的调整是适时的、适量的？这确实有待于中国的很多城市去研究。
启示之三：不可持续的高福利吊足了民众的胃口，使后来的改革调整举步维艰。为拉拢选票，底特律市从市长到议员都热衷于实行大政府、高福利这样的政策，向选民提供了各种超出政府财政实际承受能力的福利待遇。近十年来，城市退休人员的医疗保健费用飙升了46%，政府退休人员医保费用在底特律的开支中也占到了12%。在选举政治的大环境下，政府任何试图降低福利水平的措施都会遭致被高福利吊足了胃口的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底特律政府又采取了一个办法，即挪用公共服务资金去支付福利，从而这样更加大了财政的缺口。十年前，底特律是180万人口，2012年是71万人口，原来纳税主体的白人和富人到2012年仅占人口的10.6%，最终把各种养老的福利也全部用于政府的开支，后来这个信息公布以后，引起了投资人的严重骚乱。
启示之四：破产的矛盾焦点是平衡政府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置不当，就会使政府的生存出现巨大的风险。在这次破产案当中，斗争最激烈的双方是极力推动城市破产的政府和强烈反对破产的债权人。依据美国的破产法律体系，当债务人确实无力偿还债务的时候，法律会允许破产并重新开始。如果说申请破产成功，底特律市政府便可以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但是近十万个投资人将会遭受直接的损失，甚至可能因此而大批破产，养老基金工会、行业协会等债权人在遭受这些损失以后，有可能会将其损失转嫁给他们服务的对象，进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事件。
启示之五：如果试图依靠金融工具特别是金融衍生品进行债务救助，无异于饮鸩止渴。华尔街在80年代以后就将底特律的各种债务分为三个大类进行包装。第一大类是收益类，第二大类是养老类，第三大类是义务类。三大类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年代推出二十几个产品，这二十几个产品全部转嫁到十万个投资人，这些人遍布美国各地，以底特律周边的人为主，华尔街最终逃出来了，它的矛盾最后变成政府和投资人之间的尖锐对抗。金融衍生品导致的结果，最终给底特律政府的破产埋下了很大的祸端。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税制改革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
第一，中国政府在GDP中的份额到底占多少合适？比如说中国的社保现在只占GDP的6%到7%，美国占到16%到17%，中国社保肯定是不够的，现在还要讨论延长退休时间，延长退休时间就要增加收入减少支出。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十二五”规划中的战略中已经明确了。居民、企业、政府三个主体，加在一起是100%，一个比重提高，那两个中有一个必须降低。是降低政府的比重，还是降低企业的比重，还是两个都降低，必须有一个结论，否则，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就无从谈起。
第二，对于税收调节居民收入的功能。从税收工具上来讲，有一个理论问题没有完全得到明确，即哪个税具有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很多人觉得是个人所得税，实际上个人所得税总的收入占税收的只有百分之几，加上一些其他的对个人收的税也就是10%多一点。靠10%多一点的税收，想完成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是不可能的。我个人认为，流转税有这个功能。供求曲线是生产者和购买者都要承担一部分流转税。购买者是谁？购买者就是购买商品的人，包括一部分是企业的，一部分是居民的，居民里面既有收入高的人，又有收入低的人。生产者是谁？生产者的税实际上是股东交的，不管它的法律形式是怎样的，它的税是从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中交出来的。所有者是谁？所有者在咱们国家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个人，也就是说企业所得税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个人股东权益中交的这个税。因此，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也都具有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这个结论如果能够成立，讨论如何用税制调节居民收入，就要对所有的税种做总体的研究，而不是仅仅看个人所得税，尤其不能仅仅看工薪的个人所得税。要通盘地研究整个税制的各个税种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上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现在已经发挥了什么作用。
第三，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要减少间接税，要增加直接税，认为跟很多国家比，我们直接税的比重太低，间接税的比重太高。这个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