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思考最多的，或许就是学术与智库功能的关系，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三个定位，学术与智库就占其二。研究两者如何共居，如何才能有效发挥智库作用，意义不言而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以严谨的用词概况了五个区别。
他认为，新型智库要面向大众，面向世界。新智库建设需以网络为“家”，否则会造成我们的思想和成果没有平台安放。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亚洲前茅。但在李扬看来，对于外界的评价不必过于在意，一定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他曾告诉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我们发挥智库功能最主要的通道，其实并不在你们的评价标准之内。
针对外界对官方智库的质疑，他引出“文死谏”的中国士人风骨，并以他敬佩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作为例证，表明官方智库一样可以做独立、科学、有价值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新型智库？建设新型智库，应在哪些方面作出创新和突破？
李扬：一说到智库，大家就会有一种判断：智库在中国是新事物。其实，智库功能在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名字不叫智库。比如，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言官制度，从唐朝起设立翰林院，这些都是智库。如此等等，体现出中国智库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官办以及直接为政治服务。实际上，美国的智库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只不过，那里的智库是以美国的方式为美国的政治服务。服务政治，是智库之本质，原本就无可厚非。
当然，我们现在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需要在一些方面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增添新的内容。我认为，一定要突出“三化”，即网络化、媒体化、国际化。网络化的意思，是要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现代网络传播手段，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媒体化就是摆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思维，善用媒体平台，宣传好自己的成果；国际化，就是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眼光，善于向世界说好中国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网络化、媒体化都涉及对外宣传，为什么对宣传尤其重视？
李扬：建设新型智库，一定要面向大众，面向世界，说好自己的故事，否则就是失职。拿我做金融研究的体会来说，我们经常接待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官员，会谈后，对方通常都会表达这样的看法：收获极大，但似乎在公开渠道得不到这些研究成果。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应该说的话，应该阐述的事实，我们没有说到。所以，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一条，就是学会向外宣传自己的成果；不仅应有中文版本，还要有英文及其他外文的版本。这就需要有专业化的庞大的队伍。现在中国越来越重要，其他国家需要也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自己必须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否则就是失职。
谈到网络，其重要性更不容置疑。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事实，在网络化的世界中，我们获取信息和传达信息，主要通过网络。因此，我们必须拥有现代化的网站，而且，我们的所有活动、所有的言论、所有的观点，都须在自己的网站上及时、完整、多语言地表达。照此标准，我们的网站确实是太粗糙了。我以为，新智库建设需要以网络为“家”，不然会造成我们的思想和成果没有平台安放，外界也无法及时、准确了解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质疑官方智库能否做独立的研究，您怎么看？
李扬：中国有句老话，“文死谏、武死战”。文官提出一个看法，认为对国家有利，会誓死捍卫。敢于谏言，一直是我们国家士人的风骨和优良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在我们的国家是始终存在的。
我们经济学界在国内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冶方先生是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就是一个在体制内但敢于谏言、敢于建言的优秀代表，为坚持真理，不惜遭牢狱之灾。孙冶方先生所代表的社科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孙冶方及一大批像他那样的社科人“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例证说明，官方智库是可以从事独立研究的，而且，由于我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的研究成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相当重大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一大批国内研究机构，都面临学术与智库的权衡兼顾问题。学术研究和智库的功能有哪些不同？
李扬：本质上，学术研究与智库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功能区别，其要点有五：其一，学术的目的是锻炼学理、观点和理念；而智库的要义是运用现存的学理、观点和理念阐释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解决实际问题。其二，学术是“荒江野老屋中三两素心之人商量培养之事”（钱锺书先生语），相当程度上被学者个人的志趣左右；而智库则有明确的目的和效率指向，它要求汇聚各方专家，动员各种资源，平衡多方观点而形成共识，它体现的是机构组织的共同看法。其三，学术追求的境界是“十年磨一剑”，讲求厚积薄发；而智库则要求及时、迅速做出反应，最忌延误时机。其四，学术成果优劣的判别依据在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承；而智库成果的判定标准则在于是否能在国家政策中得到体现，是否被相关领导和部门关注，是否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影响。其五，学术发展的过程高度依赖于“养士”机制；而智库的运行则重在“用士”，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才能在体制上处理好这种差别？
李扬：学术研究与智库的功能和运作模式如此不同，显然必须有适当的体制机制安排来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使其各自发挥最大作用。从多数国家（地区）的实践看，处理学术研究机构和智库之间的关系，在体制上大致有两类安排。
一是机构分设，即学术功能和智库功能分别由不同机构承担，绝不混搭。即，若定位于学术研究，则专注于穷经皓首。其成果评判标准，便是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学科发展上发挥的引领作用，以及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产生的影响力。若定位于智库，则专注于战略设计和政策咨询，关注政策影响力和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至于发表论文、学科建设等，根本不在其考评视野之内。不妨以我国台湾为例。在那里，“中央研究院”的定位是学术殿堂；而“中华经济研究院”和“新竹工业研究院”等则是智库。
二是殿堂与智库功能共居一体，但这些功能分别由专门的下属机构分担。“功能分设、适当交流、相互支撑”是其基本特色。世界上有些著名大学，即属此类，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拥有30余家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拥有26家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在英国的决策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与纯粹且单一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单一智库相比，多功能大学的优势在于，研究人员可以在校属教学、科研和智库等内设二级机构之间适当流动。由于人员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这些大学便有了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方面，因其功能分设，不仅考核机制专一，可收专业化之效，不至产生顾此失彼的弊端；另一方面，因人员可以流动，可以获得学术研究、政策设计与教学彼此促进、相互支撑的共赢局面。因此，两者适当分开是有道理的。
以社科院为例，我们始终在讨论一个问题：政策报告算不算科研成果？如果是智库的话，毫无疑问，这些就是你的成果。而如果是学术机构，成果是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政策报告十有八九不能算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如果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要在一个架构下，有两种不同的考核制度；如果两者分开，考核标准也就不同，有利于定位更加清晰。我在复旦大学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时，复旦有一个世界经济系，平行的还有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老师这两年在系里工作。这意味着，这两年内，其主要任务就教书，对他的考核，是教书的好坏。过两年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两年我在所里工作，这意味着，做研究、写文章，是他的主业。这期间，对他的考核标准就是发文章。这样的安排，其实有合理性。在具有不同功能的机构中，做不同的工作，发挥不同的作用，考核的标准和方法自然也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都会发布全球智库排名。您如何看待智库的影响力？
李扬：在不同的国家，智库产生影响力的方式和途径都是不同的，因此评价的标准也不同。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来中国，我们交流时，我简要介绍了中国社科院发挥智库功能的几个渠道，比如我们社科院会经常派人去为中央领导讲课、报送要报、信息专报，这些内容外界是看不到的。另外，我们的研究所和政府部门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在外面也没有任何记载，而这却是我们发挥智库功能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通道，因为你在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直接为决策者做咨询。我告诉麦甘，这些都不在你的评价标准之内，所以你的评级有片面性。
我认为，对于外界的评价不必过于在意，最重要的是自己定好位，把自己的事做好。你是什么样的智库，通过什么方式发挥智库作用，在国家的决策体系中有怎样不可替代的地位，抓住这些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不可能什么都做，更不应该做你没有优势的东西，一定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长期以来，我们社科院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的定位是“对策思路”。对策，使得我们有别于大学等传统的“学术机构”；“思路”，使得我们不同于政府部门政策研究室，我们的研究综合、全面、问题导向、思路见长、有深厚理论支撑，无自己利益。简言之，我院要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并在社会上立足，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然后是长于提供对策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