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受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结构性矛盾叠加的影响，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有动力减弱，新动力正在形成之中，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提升创新能力，促使原有优势升级或转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催生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动力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由于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增大，这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动力减弱。房地产投资疲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制造业活力不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徘徊在荣枯线下方，钢铁、水泥等传统产能过剩行业的增速下滑较大；随着企业成本上升及利润下降，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投资能力减弱；受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和进口增速都出现大幅度下滑。二是新动力不强。虽然生物医药、信息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及第三产业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初步形成新的动力，但这一新动力还比较弱，尚未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所以出现新旧动力不足，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尚未完全形成支持创新的宏观环境，难以充分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资源错配和低效配置制约了企业活力；“僵尸企业”占据大量资源，而一些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却很难获得优质资源；宏观政策对创新的引导和激励的效应并未充分发挥出来，政策手段有待于进一步调整、优化。
其二，受多种因素影响，原有的比较优势减弱或消失，影响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近年来，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正遭遇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周边国家的工业化的严重挑战，原有的劳动力优势、制造优势、低成本优势等逐渐减弱或消失。同时，当前的供给体系仍是以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致使高级产品供给不足以及产品缺乏差异化、个性化，难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潜力，使我国市场优势受阻。
其三，原有的投资模式弊端日趋显现，促进创新的投资相对不足，加之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对经济产生收缩效应。过去我国那种单纯为了刺激、拉动短期经济增长而采取的粗放式投资模式，虽然取得一些效果，但由于投资结构和方式出现了问题，导致许多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和无序的恶性竞争，投资效果递减，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当前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房地产高库存等问题都表明原有的投资模式难以为继。
其四，成本等因素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动力，企业成长模式不适应新的竞争需要。长期以来，低成本是我国企业竞争的优势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人工成本、融资成本、环保成本等成本增加，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甚至出现了“成本抑制”现象，即成本逐渐成为抑制企业发展的一大因素。成本抑制，拖累企业利润，影响企业投资和创新能力。同时，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竞争的重心由低成本转向高质量，过去采取的低成本企业成长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新条件下的竞争需要。
提升创新能力，以新的比较优势催生经济发展新动力
面对新旧动力不足并存的特殊时期，我国亟需大力促进创新，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以新的比较优势催生经济发展新动力。
一是调整资产和负债存量结构，优化宏观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创新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其创新能力依赖于创新的生态环境。营造促进创新的生态系统，其一，优化、整合资产和负债存量结构，释放创新的动能。加大资产负债整合、冲销力度，优化、调整贷款存量结构和债务结构。完善市场淘汰机制，适当引导市场“创造性破坏”，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盘活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其二，实施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推动创新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创新创业的法律体系，保护知识产权和科研合作各方的权益。继续放开投资领域，打破不合理的垄断和市场壁垒，促使社会资本在公平竞争中实现创新。继续推进土地制度和农村产权制度等改革，激发农村活力。其三，优化财政、金融、产业等宏观政策，完善创新的激励机制。发挥财税政策的引导、激励作用，以引导基金、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形式，支持创新以及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适当扩大减税范围和力度，减轻企业的财务成本，提升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完善支持自主创新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多层次风险分担与政策支持机制。推动国际创新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和孵化机构，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促进原有优势转化和升级，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其一，打造升级版“劳动力优势”，形成人力资本优势，以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实施“劳动力再造和升级”工程，使劳动效率的提升速度快于人工成本提升的速度，不仅要促进普通劳动力的升级，提升劳动者的技能，而且要注重培育创新型人才。在劳动力再造和升级中，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激励和监督作用，也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及其作用，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中央、地方与企业经费共担机制，创新培训机制和模式，力求培训与市场需求“无缝对接”。其二，打造升级版“制造优势”，谱写“中国制造”新篇章。我国制造业基础力量雄厚，是世界上极少数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并且在国民教育、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为打造升级版“制造优势”奠定基础。结合“中国制造2025”，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支持产业集聚发展和价值链跨区域重组，打造升级版“制造优势”。其三，打造升级版“市场优势”，激发国内市场容量和市场潜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但这一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为此，需要在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的基础上，增加产品品种，提升供给质量和性能，以个性化定制、人性化服务，激发市场容量和潜力。
三是加大差异化紧缺性投资力度，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基础和引擎。无论是从促进国家发展、改善民生、推动创新等现实需求考虑，还是从我国发展阶段、全球竞争、人均资本存量等因素分析，我国投资空间和投资需求仍然巨大。继续推进有效投资，成为国民经济结构升级的基础和引擎，对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实现稳定持续发展，仍至为重要。不过，受制于资源环境约束、产能过剩等因素，今后我国亟需改变投资的内容与方式，提升投资效率。坚持差异化原则，围绕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和生产生活中的短板，加大紧缺性投资力度，避免简单粗放、重复性以及脱离自身实际需求的投资。投资重点主要放在三个方面：其一，促进创新和自主研发方面的投资。其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投资。如加大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健康养老等新兴产业投资。其三，关系居民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投资。加快地方平台的资产债务重组，增强地方对紧缺性投资的动力。企业应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政府需转变投资理念和方式，更加注重采取公私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投资引导基金等多种形式，激发社会有效投资，支持企业的原创技术研发投资，促进投资升级。
四是舒缓“成本抑制”，加快推进企业成长方式转化。增强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需要舒缓“成本抑制”，应从三方面入手：其一，实施成本管理创新。有些成本难以削减，如工资薪金提高带来的人工成本增加，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有些成本可以通过成本管理创新，加以控制或削减，如生产成本、产品储运和销售成本。应借助互联网技术，实施组织和管理创新，优化企业生产流程，控制或削减这部分成本。其二，优化宏观政策，引导融资、债务等成本下降。通过调整存量贷款、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市场实际利率下降。消转企业债务，特别是要抑制最近又有所抬头的“三角债”现象，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使企业“轻装上阵”。其三，加快推进企业成长方式转化，即由成本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化。过去多数企业采取的低成本下的企业成长模式，靠成本优势取胜或发展，今后应转向高质量成长模式，通过提升产品特性，满足市场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