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是源于后发优势吗？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大量剩余劳动力、高储蓄率、巨大的技术差距？还是我们采取了市场经济导向和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发展战略与体制机制？是因为后发优势还是体制优势？
实际上，中国经济奇迹是后发优势和体制优势的结合，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后发优势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存在后发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起飞，只有体制优势才能把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增长潜力释放出来。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税制、国企改革、加入WTO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形成了体制优势，摁下了起飞的按钮，并保持高速增长30多年，成功迈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再往“根”上说，所谓的中国体制优势，就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找到了一条成功追赶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日本、韩国等都曾经找到过。1978年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之前我们不尊重规律，之后我们尊重规律，所以我们就有了体制优势，就能把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增长潜力释放出来。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如果有的话，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发挥好主观能动性的成功追赶模式。
什么是最好的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市场经济？国际经验表明，合适的就是最好，适合发展阶段的就是最好的，我们永远都不能脱离历史来看问题。领跑者只有一个，大多数都是追赶者或者曾经的追赶者，当年美国追赶英国，日本追赶美国，韩国追赶日本，都采取了成功的追赶模式，才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即使发达国家之间，制度和优势也不尽相同，美英服务业强，德日高端制造业强，都是成功的，文明没有终结模式。
那么，是不是曾经成功追赶的体制就不需要改变？也不是，追赶成功并不意味着转型成功，所以会有“中等收入陷阱”。追赶型体制和领先型体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在资源配置方面，追赶型体制需要政府之手强一些，而领先型体制需要市场之手强一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任务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跟前沿国家技术差距缩小、耐用消费品和住行消费需求接近增速峰值等供求条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近年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潜在增速下降的系统性结构特征。从要素供给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10年开始下降，绝对规模也开始减少，跟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面临由模仿到原创的转变；从需求看，人口结构决定的房地产投资需求长周期拐点临近，汽车消费由高速增长期进入普及期，居民消费向服务类升级；从产业看，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成长；从区域看，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率先放缓，面临转型升级压力。
增长阶段转换期，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建立新的体制优势来释放新的潜力，这正是新一轮改革的任务。当前在增速层面，需要由高速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在产业结构层面，需要由重化工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升级；在需求结构层面，需要居民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政府支出由投资性向公共民生性倾斜；在要素供给层面，需要由人口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升级，由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转变。实现上述转变，最根本的是需要完成制度转变和改革创新，完成由政府主导的追赶型模式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成熟市场经济模式转型。只有通过改革完成最深层次的制度转型，建立新的体制优势，才能够实现要素优势转变，满足需求升级，培育出新兴主导产业集群，释放出新的增长潜力，进而实现增长阶段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