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
《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获悉，与会发言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按顺序分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微博)、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亿赞普集团董事长罗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红、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微博)。
有接近高层的官方研究人士对本报称，按惯例，本次座谈会应该是年度内最后一次，一方面是周期性了解各方面人士对经济的意见和看法，另一方面，此时又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也是听取外界意见建议的方式。
这位官方研究人士表示，过去经济座谈会邀请的人士，通常以研究中长期经济和重大领域问题的著名学者为主，李克强就职以来召开的6次座谈会，则大大提高了企业家和市场化专业领域经济学家的比例。他认为，这不仅意味着高层在决策中注重更广泛的民主，同时也显示对中国经济的布局正在朝着更深入、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经济学家有什么看法
在昨日的八位发言人中，前四位都是经济学家。
针对经济下行的诸多讨论，李克强昨日在座谈会上再次明确，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要善于从纷繁多变的经济现象中把准运行的主脉，更要看清发展的大势，尊重客观规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梳理国内外金融机构的预测报告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机构认为中国要完成全年GDP7.5%的增长目标比较困难，但预测值均在7.0%以上，属于政府所界定的“合理空间”。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改变，但调整方式是好的。”李迅雷近日公开表示，制约潜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供给的减少，包括老龄化问题、投资增速减缓等。
李克强昨日分析称，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判断，基于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和物价基本稳定，在发展中使居民收入增加、生态环境改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我们要更加注重用着眼长远的办法解决现实难题，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汇聚新的动能，更多把劲使在提质增效和民生改善上，推动科学发展、升级发展。”李克强强调，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打好发展“持久战”。
在此次出席座谈会的经济学家中，谨慎悲观派的出席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后续刺激政策的预期。比如，沈建光和李迅雷一直都是市场上呼吁出台更多刺激政策的代表人物。
沈建光在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就表示，应该在稳定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推进改革而不是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倒逼改革，后一种情况下经济风险更大，不可取。
至于稳定经济的政策，在沈建光看来，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路径实现。
“从货币政策方面来看，尽管目前的定向降准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主要是对冲影子银行收缩造成的负面影响……鉴于目前20%的存款准备金率有非常大的调降空间，降到18%、16%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对经济也有帮助。这样的货币政策能更有效地稳定经济，更好地推进改革。”沈建光对本报记者表示。
不过，沈建光也称：“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工具，对于调整经济结构，财政政策可能会更好。”
与沈建光类似，李迅雷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比较悲观，他在此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的定向宽松部分替代了财政政策，长期而言不可持续，对于调整经济结构而言，更有效的方式是财政刺激政策。
企业家说了什么
在昨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再次强调要推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进一步措施，做实行政审批、市场壁垒和各种“路障”的“减法”，做好市场空间、创业天地的“加法”。
有与会经济学家近日对本报表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三种：政府有可能高高在市场之上，也有可能谦卑地落到市场中来，还有可能落到市场的底部去。他认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就是要讨论这个条件，什么条件让政府偏离市场、远离市场、高居市场之上，什么条件让它到市场里边来。
作为市场主体，座谈会上，经济学家之后则轮到企业家发言，第一位发言的企业家是詹纯新。
中联重科的一位高层告诉本报，在前几天接到总理要听取意见的通知后，詹纯新紧急从国外赶回来。
一位知情人士对本报说，詹纯新的发言，主要从现阶段的行业状况、公司自身运营情况及建议等三方面来阐述，李克强总理也向他提了若干与此相关的问题。
作为强周期性行业代表的工程机械，其发展与宏观经济直接相关。去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放缓，工程机械所相关的下游行业需求也处于低迷时期，因此导致该行业的疲软走势仍在持续。
中联重科前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的收入为198亿元，同比降3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了73.6%，为10亿元。不止它一家，三一重工、柳工等同为工程机械行业的公司业绩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不久前，詹纯新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曾提到，现在工程机械的开工不足，但压力还不太大，“因为我们此前在扩大产能的过程中较谨慎。中联重科的固定资产只有70多亿元，横向和其他企业相比，我们比较轻，对产能扩张的控制较好”。
另一方面，时值网络购物大促销“双11”前夕，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作为电子商务企业代表受邀与会，引发业界关注。
本报获取的信息显示，刘强东昨日说，电商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农村电商、食品生鲜、互联网金融是未来电商行业发展的驱动力。
刘强东在会上呼吁在行业内大力推广电子发票，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促进行业更加公平规范竞争。
与此同时，刘强东还倡议大力推广卖家电子工商注册，加强跨平台联合监管，共同打击有组织有规模的售假商家，杜绝售假商家在各种不同平台上的违法行为，保障消费者利益，将李克强总理说的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落到实处。
面对分别来自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代表，李克强昨日指出，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着眼提质增效，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打造升级版。既要加大力度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为它们“培土施肥”，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又要致力于传统产业“挖潜开荒”，推动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促进“老树发新芽”。
“只要农民工落户南昌，其子女入学和当地城市居民子女入学并无政策上的差异。”南昌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工作处杨雪飞介绍。经测算，若南昌新增100万城市人口，预计学生将增加20万人。而要在短时期建立一批师资合格的教师队伍、能够提供合格教育质量的学校非一朝一夕之事。
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成为户籍改革后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自来水供给为例，今年以来，郑州城区因干旱问题已发生两次供水危机。按照规划到202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人口要达到700万，而目前仅为300多万。郑州市自来水公司的规划显示，为了配套人口增长，郑州市将新建7个水厂，供水能力达到214万立方米，为目前郑州市供水能力的数倍。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仅有一座水厂在建，其余规划仅停留纸面，周边水源呈现枯竭态势。而河南省电力公司也反映，当前，随着人口向城镇的集聚，郑州等大城市和县域农电的迎峰供给也都日渐紧张，大城市限电和农村超负荷区域存在扩大化趋势。而庞大的电网新建和扩容投资以及供地等问题都日渐凸显。
“当前城镇承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比较有限。近年来浙江省各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和生活成本上升、就学就医资源紧张等‘城镇病’已逐渐显现。”阮文广说，“以2300万流动人口基数计算，全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将达2.3万亿元，而2013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为3797亿元。”
统筹城乡一体化
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专家认为，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和意愿，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利益赎买选择来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采取强制性和强迫性措施。
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孙廷喜认为，城镇化的科学推进必须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收益最大化，消除农民进城后顾之忧，弥补进城个人成本，增强向城镇转移动力。
河南大学教授耿明斋认为，破解户籍逆城镇化的困局，除农村个人资产问题外，培养农民进城必需的文化和技术等“软实力”，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多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和平台，从政策上要求农民工必须接受必要的事业培训或持证上岗；另一方面，农民工要积极主动参加各类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真正在城市立足。
“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实际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可以在城市定居，也意味着城市人口可以到乡村定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说，“如果只有单向的流动，那还称不上所谓的一体化。我们要改变传统思维，城乡统筹并不一定是城来统乡，完全可以借鉴农村政策中好的，来影响城市政策。在城乡之间都需要在福利和保障政策上不断消除不平等的权利责任，建构国民一体化的权利责任保障体系。对于其选择也要考虑到其心理社会承受力给予一定缓冲期，缓解其心理压力和社会适应压力。”
着眼就地市民化
倾斜性投资中小城镇
专家认为，当前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同步配套改革，增强进城动力，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在住房保障、就业服务、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逐步实现社会保障跨市州接续，全省范围无缝对接，推动城镇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权利。
“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支撑，如何分摊流动人口定居所带来的城市化财政负担，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认为，“中小城市的人口扩张会对人口流入地财政带来压力，财政保障需要解决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
阮文广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当着眼于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就近就地市民化成本较低。从城市承载能力看，流动人口过度流向大城市，可能会给大城市带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同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农村人口到大城市居住生活的意愿正日益减弱。无论从城镇化长远发展看，还是从农村人口自身意愿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应该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
“现在国家主导向农村地区投资较多，利益集团大公司主导的投资多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等恰恰是目前投资少有覆盖的地方。我们需要改变现在的国家财政战略，坚持向城镇做倾斜性投资，改变以往投资集中于大城市的局面，以投资改善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
此外，阮文广认为，当前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滞后，已成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严峻问题，早已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不相适应，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全面完整的法律参照，建议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让基层部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