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衰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每当中国经济发展或者改革进入一个新的节点，国际上都会掀起一股“唱衰中国潮”。
因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双重作用，去年以来，我国GDP增速始终处在7.5%左右徘徊。因此，今年初开始，西方社会一些经济学界代表，甚至包括部分政界人士，据此再度掀起一股“唱衰中国潮”。
然而，包括西方社会多数经济学家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学者，一眼就能看出这股“唱衰中国潮”背后的意涵。面对此轮西方社会甚嚣尘上的“唱衰中国”，国内经济学界和媒体给以了驳斥。
作为主流经济学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主张，面对本轮“唱衰中国潮”，除了揭露“唱衰”背后的阴谋，中国更要做的是积极应对。
延续去年经济下行轨迹，尽管今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但依旧存在很多不确定性，GDP增速继续下行风险仍然存在。
在经济学家李稻葵看来，作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经济任何波动都会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这是自然反应，但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应对。
“唱衰中国潮”危害民众投资信心
“尽管很多唱衰中国论调连鼓吹者自己都不相信，但中国不能不当回事。”谈到新一轮甚嚣尘上的“唱衰中国潮”，参加本次全国两会的李稻葵没有更多驳斥，他强调最多的是积极应对。因为在李稻葵看来，“唱衰中国”对中国的最大风险是：可能打击民间投资信心，继而让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事实上，正如李稻葵的担心，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今年前2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显示：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回落。尽管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认为，回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去年四季度以来，国家一直在淘汰落后产能。如华北地区因为雾霾等原因大力压减高耗能产业，这是主动调控的结果。
“但城镇固定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这三项经济数据低于预期，而与工业速度对应的当期GDP速度应该不会高于7.5%。”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严峻开年，这与房地产降温和出口不旺等密不可分。
“而固定资产投资下降，或与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有关。”李稻葵表示，每一次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的声音响起，国内都会出现一股与之相和的声音，这样的“唱衰”尽管不会直接破坏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但其往往会对国内民众的投资信心产生影响。
“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60%以上来自于民间，而民间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心，如果信心不足，投资者的热情不高，那么整个民间投资就会下降。不仅房地产投资会下降，土地开发的量也会下降。”李稻葵说，“我算了一下，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量37%来自于土地出让。”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是紧绷的“资金链”
“我看了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去年一年经济数据都呈趋缓之势，但在年终却实现了经济增速的反转，这跟各地的土地出让金相关。”剖析去年底GDP出现的高于预期现象，李稻葵说，“全国仅土地出让金一项，去年下半年就上升到2.4万亿，非常明显，这也反过来凸显出我们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个脆弱环节。”
李稻葵坦言，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最大的风险就是我国的资金链条绷得非常紧。“具体来说，现在中国经济所依赖的是信用扩张，包括理财产品、信托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强，整个中国经济的信用总量，也就是债务总量基本上跟GDP是一比一的关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而目前全国总的债务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地方财政的债务。”李稻葵分析说，目前地方政府自己估计的债务占GDP的30%左右，这个数据不见得是完全考虑到很多方面的，“可能是过于乐观，尤其是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连带责任，他们的计算里面是假设地方担保的债务只有10%的概率，但一旦出现15%的概率就会出问题，这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得出的数据。”
在李稻葵看来，下一轮金融波动的比率可能会超过目前地方政府估计。因此，李稻葵建议：国家应该及时设立一个地方财政重组基金，同时出台一个地方财政重组条例。
“地方财政重组基金，我的建议是由财政部来出资。”李稻葵说，因为目前国家财政，国家信用是相当宽裕的，国债的总额占GDP仅仅是15%，这是去年年末的数据，这里面还有一定的扩张空间，而且财政部跟地方财政的关系是最紧密的。
李稻葵举例说，比如，设立一个5000亿的地方财政重组基金，它的作用就是，在某些局部的地方出现还贷的困难时，这个基金马上可以介入。同时这个基金背后有一套重组的机制，先事先设计好，比如哪些债权人优先级是最高的，哪些是最低的，“我的建议是，债权人最高级应是欠着工资，欠着福利的费用，第二级是银行，因为银行的风险会扩张出去，第三级是信托产品，最后一级才是债券。通过这种事先设计好的地方重组机制，就能够把局部的风险控制在地区之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相反，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比如，我们某些地方的财政一旦出现了问题，某些信托产品不能及时还款，设想一下当今互联网金融如此发达，余额宝、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都是基于这个信托产品的，利率都在6%、7%，一旦引起网上的恐慌，很多人就会认为这些理财产品都不靠谱，很快要从余额宝里面撤资，这个速度远比在实体银行挤兑的速度快得多，那时，我们可能将面临严重风险。”李稻葵说，“因此，我这个建议的目的就是给当下的经济打一支破伤风的针，一旦经济出现局部的伤痛，赶紧在局部进行处理，以避免金融的风险扩散。”
林毅夫：我为什么力挺“三个自信”
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在国内一家媒体撰文谈中共“三个自信”与理论创新，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本次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林毅夫带给两会的一个重要提案就是力挺“三个自信”。
永远带着学者的谦和与严谨。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两会期间的林毅夫要比其他委员更忙。白天与其他委员共商国是，大会还安排他在人民大会堂作大会发言，除此之外，林毅夫还应部分全国政协委员的请求，为委员们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作为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自然是海内外媒体“围堵”的明星人物。
本报与林毅夫的交流也是从两会切入，首先聚焦的是他本次的提案。
谈中国道路，林毅夫说，连续35年都是稳定高速增长，如果这条道路不是正确的道路，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道路
林毅夫说：“我认为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非常重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之所以将这‘三个自信’专门提出来，说明我们国内还有很多人没有自信，总觉得我们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甚至怀疑我们制度都存在问题。”
“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作个比较。”作为经济学家，林毅夫更喜欢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论证。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5年，过去年均经济增长9.8%，这不是发生在一个小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35年当中，中国从一个连非洲撒哈拉沙漠里的最贫穷的小国家平均收入1/3都不到的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让6.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情景。
“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位置被认为是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的最高职位，我是第九任。”言语中，林毅夫因为这段经历感到自豪，而让他更自豪的是，能让他进入这一位置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林毅夫向来都很谦虚，他说，世行前面八任首席经济学家都是大学者，他们有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的是哈佛大学校长、美国的财政部部长、美国的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还有其他国家的著名教授。“我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担任世行最高职位之一的学者，为什么？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那么多国际化的机构，它们的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但如果中国这6.8亿贫困人口按照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贫困标准不能排除掉的话，就意味着全世界的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正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取得的成绩，让这些国际发展机构可以讲，这是他们取得了成绩。”
林毅夫介绍说，他在世界银行当高级副行长，让他最感动的是，不管到哪个国家，看到的农民的眼神，都跟他在我们国内看农民的眼神是一样的。
他们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过的比较好，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下一代可以比他生活的更好。“我看到工人也都是这样，我看到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希望贡献他的所有，让他能够实现现代化，让他们国家在世界上得到尊敬。那我看到所有的官员也都是，但实际上你们看他们取得的成绩，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进入到高等。”林毅夫说，这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另一个是韩国。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很可能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唯一国家。然而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得只有13个经济体，这当中8个是欧洲国家，另外的就在亚洲市场。”林毅夫说，中国底子这么薄，当时我们在1978年开始改革的时候，条件那么差，却取得到今天连续35年的持续稳步增长，应该讲这说明我们的道路和政策的正确，“如果道路不正确，瞎猫碰死耗子只能碰到一次，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都可能，而连续35年是稳定高速增长，如果这条道路不是正确的道路，我不知道什么叫正确的道路。”
谈理论创新，林毅夫直言，不要迷信西方主流理论，西方其实没有所谓的真理性的“主流理论”，他们的理论也是在随时变动的
林毅夫说，道路是靠体制做保证，实践证明，中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说明这个体制也应该是有效的。
当然，林毅夫也坦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肯定存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否则，还谈什么改革？
“我们现在有些人怀疑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他们拿理论来作为参照，但他们拿的都是发达国家理论，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理论是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即便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理论有些在发达国家也实现不了，因为它是个理想模式下的理论。”林毅夫更指出，一个连发达国家都不一定能实现的理论，拿来参照我们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看到的中国自然就是到处都是问题。“尤其我们改革开放，是走这种务实、渐进的双轨制，必然有很多问题，被扭曲，这个过程当然也会付出代价。比如收入差距扩大、腐败增多等现象就是代价。
但林毅夫同时认为，从发达国家的理想的模式来看，同样也有贪污，也有腐败，也有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甚至这些问题比我们更糟。“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理论必须自己创新。”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简单的把西方这套理论，认为是真经，只要有问题，就认为我们没有按照西方的理论，说我们是错误的。可是我前面讲了，你如果来看全世界到现在，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只有13个经济体是成为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而且8个是本来差距就不大的经济体，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全世界的180个经济体都在中等收入陷阱，都是低收入陷阱。”问题是什么？林毅夫说，我在《新结构经济时代》有一个很长的回顾，基本上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是拿西方的理论来做，没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他们的政策在当时看来都是错误的政策。比如，亚洲四小龙跟日本，他们在1960年代，推行的都是出口导向，理论是进口替代。而1960年代的理论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必须是永远跟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当时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是什么？为什么叫进口替代，因为先进的产业都是进口的，自己生产。而亚洲四小龙推行是劳动力密集型，从传统企业开始，“用当时西方理论来看的话，是错误的，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
林毅夫说，1980年代开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非洲也在改革开放，为什么他们有的不成功？问题在于都引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参照。就是说，他们简单的拿发达国家比照，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作为参照，或者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发展国家相对做不好，就按照发达国家来做。
“事实上，理论的适用性决定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所以拿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对照，很可能导致的效果更差。这里面非常需要我们来总结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了解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这种状况。它的问题的产生是怎样的，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是什么？怎样比较好的利用你的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个理论创新，我们才能了解我们当年走出这个道路合理性在什么地方，下一步发展了以后，怎么进一步去与时俱进的改进。”林毅夫说，而这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我们很清醒，我们会按照中国国情找出自己的道路，不会迷信西方所谓主流理论，“而事实上，西方根本也不存在所谓主流理论，凡是认为主流的，现在他们的经济都很惨。所以他们也在随时更改他们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