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推进治理创新，突破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瓶颈，就是要构建更加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因此，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要遵循“‘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良法善治—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关系，解决基层社会存在的难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结构、整合社会资源、强化服务功能，促进多元利益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率。
首先，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基层社会治理既要有成文法引导社会自主治理，确保其有序运行，也要有公序良俗等“软法”相呼应温暖民心。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如果只专注于物质上的富足和冰冷的秩序，而没有照顾到人们包括在公平、安全、法治、环境等情感上和非物质的诉求，就可能导致他们同政府产生疏离感。因此，政府要认真对待人们提出的诉求与批评，并给予经过慎重考虑的回应。同时要不断推进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融合，尤其是在遇到民生难题问题时要采取谨慎、渐进式的做法，而不能漠视任何群体的诉求。
其次，构建社会要素—社会系统—政府协同互动的社会良性运作机制，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多元社会主体良性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因此要构建政府与社会、社会与社会、政府内部之间的协同互动机制。这种互动机制既要考虑地方知识、价值观念、消费结构和水平、人口流动性、政府公信力、社会责任感、生活方式、公众道德观念、收入差距等社会因素;又要考虑经不断演化发展且相互联系的要素集合而成的国家、地区、城市、公司、家庭等各个层次子系统;更要促进“政策中心”“合作中心”“评价小组”“咨询小组”等跨部门组织听取各方意见以实现决策统一，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需求对接并明确其发展方向以实现目标整合，把握各部门之间执行者的沟通渠道、能力、机会与责任—合作关系以实现组织整合，以及“决策者—服务者”基于合作心理与合作经验的文化整合来实现协同互动。
最后，完善党建引领、标准化建设、信息化支撑、多元化服务、系统化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改革举措。基层社会治理要不断推进基层党建引领，更好地采取信息化、科技化、现代化网络治理手段，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回答“为了谁”“依靠谁”“谁来享”“谁来评”等问题。完善基层共同参与、体制内外互补、正式与非正式乃至社群网络相结合的“治理”理念，构建开展社会建设、服务社会成员、规范社会行为、保障社会安全稳定等“体系性”工作格局。结合基层具体情况，借助于服务多元化、载体信息化、管理精准化，逐步形成“基层党建—基本标准—基础设施—基层参与”的社会稳态，更好地实现资源上下链接、力量内外联结、服务多方协同，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率。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改进基层社会治理是落实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在经济社会多重转型期，提高治理效率的障碍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问题，主要面临如下几方面的挑战。
构建问题联治机制。基层社会治理要基于党建引领自治规范有序，促进法治和德治兼容互济，以解决由于部门垄断和条块分割以及基层社会原子化、社会内部凝聚力下降而导致的基层利益冲突平衡难与部门分割整合难的问题。有些地方引领者专业素养和沟通协调能力较弱，对待事物的态度不切实际。基层社会治理要在党建引领的前提下，处理好公安、计生、民政、综治等系统信息和政策领域的“原子化”“碎片化”等问题，发挥治理合力共同克服基层难题，提高服务能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延伸问题，借力社会组织提高服务效能，为基层大多数人服务，把构建问题联合治理机制和联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摆在重要位置上，从而真正获得民心。
执行工作联动机制。基层社会治理要基于法治保障监督制约，支撑自治和德治健康发展，以解决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断裂、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离散化的问题，以突破思维惯性转变难且基层权力监督约束难的瓶颈。有些地方基层社会治理虚化，缺乏服务意识与理念，政府要通过创新思维、底线思维与系统性思维进行顶层设计，实现“一体抓”“一体建”“一体化”治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治理方式方法有效创新不够，多方资源尤其是新的社会资源找不到合适的发展空间，政府要适时更新制度，健全工作联动机制，发展城市精英与社区民间组织，完善社区重建和制度内化的支持系统与监管系统，防止治理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模糊。
发展平安联创工程。基层社会治理要基于德治感化指引重塑，助推法治和自治平稳运行，以解决公共服务供—需无缝对接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难与人的城镇化难的问题。当前城乡、不同地区与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差距较大、供需不匹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因素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与平安社会的建设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政府要通过加强公民道德、法制宣传和民主法制建设落实“预防”“化解”“服务”“联创”，发展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工程、维护群众利益的民心工程以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基础工程，防止基层社会治理落入“概念化”“脸谱化”的窠臼。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国强民富，大量任务要落实在基层。完善服务，提高政府与多方利益主体的互动能力，推动地方政府政策创新，不断消除基层社会在治理、信任、发展和服务领域存在的“赤字”是关键。
促进结构性转换。随着我国基层社会内部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基层社会治理也出现了结构转型。新时代要加快推进多方利益主体、政府与社会、政府内部、社会内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转换以及过程的结构性转换。基层社会治理要以建设平安联创工程为切入点，推进部门协作化、居民组织化、政社合作化和治理一体化，解决治理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问题，为消除“治理赤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累丰富经验。
提高互动性效率。随着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深入推进，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步伐加快以及城乡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坚持问题导向，关注民心工程，构建基层政权管理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之间的互动机制并不断推进其有效运行。新时代要有问题意识，健全问题发现机制，构建问题排查网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消除“信任赤字”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提供中国方案。
健全创新扩散机制。随着“互联网+”和技术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要借助社会网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人际互动，加快推进政策创新数据库建设，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机制。完善在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创新领域的获知、说服、决策、实施、确认每个环节以及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评估机制，推动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良性扩散，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智力资源与政策支持。新时代要充分利用创新发展理念，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为消除“发展赤字”扎实推进民心工程作出新贡献。
提供精细化、精准化服务。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对社会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基层治理与转变治理方式，优化精准扶贫、培训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流程，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标准化和对象化。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科学设置机构并协调其职能，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与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水平，为消除“服务赤字”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