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我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对于当下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立足中国国情和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重大理论创新价值。从今天起至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本报将邀请经济学界著名专家，以“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为栏题，推出系列理论文章，深入系统地梳理和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专家们的文章将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大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资国企改革、法治经济、“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全球化等主题展开，经济参考新媒体平台也将同步开展具有融合报道特点的宣传解读，敬请读者关注并参与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笔者认为“人民主体”与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应系统把握“人”的三层内涵;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排除两种本位——“物本位”和“官本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理论维度分析：“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
今天讲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发展”之间可以并存。在前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三个“人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特别提出了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实维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是摆脱“权本位”和“物本位”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和“官本”思维，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国际维度分析：世界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6)指出：人类应避免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即：(1)无工作的增长，指经济增长未能制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甚至恶化了就业形势;(2)无声的增长，指经济增长未能带来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3)无情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财富的扩大带来了新的贫困阶级;(4)无根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破坏;(5)无未来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对生态、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人文关怀是人类共同的文明。
——从未来维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是适应新阶段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总体上估计，到2020年中国已经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所以，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必须要“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设法适应并尽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尊严生活的新期待，切实如中央所倡导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但是笔者研究发现，目前社会不少人是从“物本位”和“权本位”的角度理解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把“五大发展理念”解释成物质财富增长的理念，这里依然把人看成积累物质财富和执行权力意志的工具。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2007)中讲过一段话：“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此处所谓“文化的人”并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文化的人”，故笔者用两个“引号”以示区别。
按照马尔库塞的阐述，“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习近平《之江新语》中“‘物化’的人”与马尔库塞“‘物化’的人”有某种契合之处，即：“人退化到物的境地”。
受习近平《之江新语》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两书的启示，笔者意识到，对“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的界定，不应该只从“经济发展”一个向度，而应该从“能动的、全面的人的发展”的更高向度考虑问题。
“山高人为峰”。一旦能从“能动的、全面的人的发展”的高度研究“五大发展理念”，就会发现“五大发展理念”是由“人的发展为核心”这一根本性指导理念引领的。离开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这一根本性指导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
结构转型或结构性改革是新阶段的重头戏。如何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或结构性改革?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试图把“人本”思想这条主线，贯穿到中国六大结构中，得出如下结论：
——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
投资、出口和消费历来被认为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但近几年来居民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下滑趋势，2014年居民消费率只有37.7%，而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了消费率，出口这驾“马车”也长期挤压消费。要“释放新需求”，特别是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横向看，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68%)，也落后于处在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比世界平均水平60.4%(2012年)落后20多个百分点。纵向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居民消费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4年的37.7%，降低了10个百分点。
因此，笔者主张，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是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中拉高居民消费率，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一位的问题。
——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需求侧释放新需求相对应，在供给侧要“创造新供给”，尤其是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其中亮点是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服务业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现代化的标志之一。2012年美国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8.6%，德国和日本也接近70%，全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为70.2%。2016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为51.6%;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42%，而美国2010年就达81.2%，可见中国服务业落后之一斑。
未来服务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产业。从“十三五”规划期开始，中国将成为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据估算，“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占比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6%—57%左右，203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60%以上，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将是中国经济结构历史性的变迁。
如何实现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6%—57%左右的目标，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按照“人本型结构论”的观点，下一段服务业发展要坚持“双线推进”：一条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条是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根据“补短板”的要求，尤其要加快发展以金融、物流、研发、设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2015年笔者深入产业调查，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当滞后，其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些工业企业已经将物流、研发、设计等剥离出来，有的提出要把企业打造成“装备服务商”。新兴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要特别关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
前些年，中国在迈向加工大国的过程中，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物本主义”倾向。正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主义倾向，导致严重的结构性扭曲。同时，劳动力价格被低估，也是中国作为加工大国内在的一个深层矛盾。
如何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笔者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架，即三个层次、五个体制。三个层次：以千千万万个“创客”和企业创新为基础，以产业创新为栋梁，以国家创新为制高点;五个体制包括作为创新体系基础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体制，作为创新型人才摇篮的创新型教育体制，作为真正的创意之源的人的“心灵放飞”体制，作为创新制度保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及相应的配套型资金体制，其中作为创意之源提出的“心灵放飞”观点受到学界的首肯。唯如此才能使中国由“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
——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
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协调配套。为此，笔者提出四条线路。其一，技术线路——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控制和减少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其二，结构线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其三，规制线路——通过法令、税收(如环境税)等政府管制或社会强制手段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其四，产权线路——通过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环境产权机制等手段，用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以上四条线路中，特别要注意从制度角度，即从产权角度来研究和推进绿色发展。环境产权实则涉及“环境人权”问题，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鸿沟
新型城镇化是人本城镇化，实质和精髓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来5年“人的城镇化”有望每年增加1.7个到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7%～48%，将有1亿多农村转移人口解决户籍问题而成为新市民。这将为他们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带来明显进步，作为新市民将获得同样的尊严，获得新的城市文明。这是人的一次新的解放。
——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避免“板块群体碰撞”
探讨区域结构，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的发展格局(寻求区域协调以避免“板块碰撞”)，而且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格局，在开放中确立区域发展战略。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需求结构要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要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要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要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要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要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只有这样，结构转型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社会发展，重点是四个问题：就业问题;收入问题;“劳权”实现问题;“社会共生”问题。
就业和再就业
就业乃民生之本。尤其是在结构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就业和再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拓宽市场安置渠道。当前可将结构性改革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结合，构筑新的劳动力就业体系。
在这方面，视野应该开阔。例如，中国服务业发展不够 ，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差距更大。前面指出，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42%，而美国则是81.2%，虽有阶段不同的客观因素，但也可见中国服务业就业空间之广阔。
收入分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方面对此颇为关注。总的讲，应实现 “国民共富”，但在民富一时相对短腿的情况下，根据“十三五”期间着力“补短板”的精神，应强调“民富优先”。一方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通过“提低、调高、扩中(未来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达到总人口的5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使穷者不能再穷、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调节，同时扩大中产阶层，最后达到社会共生、共存和共富。
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及其制度安排
人力产权由三大部分构成：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和技术产权。目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技术产权和管理产权争议不大，但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尚未被认识。对企业中的劳动力产权，也可实行“劳权”的“期权制”。这可以认为是“劳权资本化”。
为了使人力产权所有者和资本产权所有者都能有尊严地劳动、经营或投资，造成劳资双方能够“公正博弈”的局面，要有相应的保障性制度安排。为此，需要建立三大利益攸关者即劳方—资方—政府“金三角”制度架构 。人力产权所有者(特别是劳动力产权所有者)可以以工会的形式与资本要素所有者进行平等谈判和议价，政府只作为中立的一方来监督谈判的过程。由此涉及工会的转型问题，我们的工会要转变成跟资本管理层并立的真正代表“劳权”力量的工会组织。
实现社会共生
“社会共生论”这个概念，是笔者在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的。有三个要点，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产必须扩大。穷人不能再穷是一条底线，富人不能出走也是一条底线，中产必须扩大是一个目标。三者的比例大体应为1：3：6。
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目前中国农村最穷的人口大约是5千万。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同时疏通草根阶层的上升管道。
第二，富人不能出走。2016年美国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向境外投资者颁发Ebz-5(一种投资移民签证)9974张，其中，来自中国移民获7512张，占75.52%。
第三是中产必须扩大。中国亟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也是中央多次释放这一信号的重要原因。
中国正处在社会的大转型过程中。只要我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新阶段的社会良性发展，就能达到共生共享共富的目的。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