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副主任王培安和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就“‘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的素质，同时也要特别关注中国人口的结构问题。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坦言，中国人口的结构问题可以概括为未富先老，直接反映在现实经济中，则表现为劳动力的短缺，而且不是指高技能劳动者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以下为观点全文
最近有人说，中国100年都不会缺人口。当然，这是指人口数量。我不敢说100年,但我承认人口数量的确不是问题。他还认为，人口的素质是个问题，应该主要指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我同意并且补充一点：中国人口的结构也是问题，年龄结构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了。
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在中国主要的表现，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概括为未富先老，相对于人均GDP代表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而直接反映在现实经济中，则表现为劳动力的短缺，而且不是指高技能劳动者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地丧失。这也就是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最终的结果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也自然处在下行的趋势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一个角度是，我们需要看看城镇化还有哪些潜力。
从统计指标上看，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就业，就持续时间来看也比较久，但是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因而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第一，他们不固定在一家企业里，也不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二，由于他们终究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因为要照顾老人孩子，回去又要面临就业问题，通常到了40岁就想着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
因此，我们需要解决把这部分人留在城市的问题。中国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来的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学术界和决策界共识很高的一项政策，现在正在努力推进。
为了缩小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过去两年这个速度明显提高了，但不完全是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落户，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达到的。根据分析，城镇化增量中约53%来自于居民身份的重新划分，即所谓的“就地转移”。由于这种变化并不改变这些人的就业状况和就业类型，而且并不包括农民工，因此它解决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的城镇化问题。
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把农民工转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例如，地方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吸纳他们参加各项基本社会保险，也包含一部分财政补贴。这意味着,改革需要有成本，而这种支出负担尚未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做出合理地分担，导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励机制。因此，作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需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延伸阅读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1日 10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和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就“‘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央视移动新闻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有关全面两孩政策的。在我们采访中了解到，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不少群众反映生育“二孩”压力比较大。请问卫计委，我们是否调查过哪些因素影响群众的生育意愿，政策落实一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总体处在什么样的水平，我国将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措施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谢谢。
王培安：
谢谢媒体的提问。全面两孩政策是党中央根据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根据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情况，人口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情况做出的科学决策。这个政策从去年年初开始正式实施，从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话叫做成效初显，一句话叫做符合预判。
刚才记者朋友提出了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因素，2013年、2015年我们委组织了这方面的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妇女的职业发展，母亲生完孩子以后的再就业和求职方面的问题。第二，婴幼儿抚育面临困难。托幼特别是三岁以下小孩的托幼资源比较缺乏，多数家庭主要靠祖辈抚育第三代。第三，经济上的压力。
2015年、2016年国务院少儿工委办公室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也做了这方面的专项调查，结果显示，83.1%的妇女认为，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原因也是这三个方面，和我们调研的结果是吻合的。
截至去年12月底，政策刚好实施一年，全国住院分娩的婴儿活产数是1846万。实际生育的小孩数量大于这个数字，因为住院分娩率达到了99%。这个数字是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比“十二五”期间年均出生人口数增加了140万。去年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7%，而新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5-1.6之间徘徊。这几个数据说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相当乐观的。
前面讲到符合预判，这儿再加两个字，叫“完全符合预判”。全面两孩政策的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我们组织了深入的内部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利用多种模型进行测算比较，组织的论证会有90多场，形成的研究报告有100多万字。
根据研究结果，符合生全面两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万。因为多种原因的影响，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原因，还有年龄的原因，还有健康的原因等不愿意或者不能生两孩以外，我们认为，在9000万目标人群里能够生小孩的只有28%。
还有一个判断，在“十三五”时期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下，每年出生人口的规模是在1700万-1900万之间波动。刚才告诉大家，我们住院分娩的活产数1846万，这是计人头一个一个统计上来的数据。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生育形势完全符合预判。
如果再展开说两句的话，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到2030年峰值时期，我们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的素质，同时也要特别关注中国人口的结构问题。这是要回应的第二个问题。
回应第三个问题，中央高度重视研究解决群众养育子女的后顾之忧，明确提出要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鼓励按政策生育。一段时间以来，我委会同发展改革、教育、交通、旅游、总工会、妇联等部门强化妇幼保健服务供给，合理规划产科、儿科、教育等资源，推动建设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推动各地进一步完善延长产假、设立陪产假等制度，增加惠民利民服务措施。一些地方积极探索解决群众生养子女面临的突出问题，如南京市政府推进小学弹性离校，学校为学生提供延时照顾服务，上海市妇联将牵头建设社区幼儿托管点，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等等，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下一步，我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地方经验，按照方案和任务分工，进一步健全完善税收、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于三岁以下托幼资源短缺的问题，按照中央的要求，我委党组高度重视，这一年多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的构想是国家层面主要是做好规划，做好政策方面的研究，制定政策，然后制定标准，依法监管，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兴办、建设托幼设施，解决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人口结构。2015年，按照国际口径15-64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3%，数量是10.03亿，到2020年还有9.85亿，到2030年还有9.52亿，到了2050年还有8亿多。现在，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66%，欧洲是67%，日本是61%。此外，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只有7.3亿，但是它的产出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得多。所以说，中国不光是现在不缺劳动力的数量，以后科技水平发展了，还有很多替代的措施和办法，劳动力的数量就更不是问题。
从老龄化的情况来看，201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是10.3%，美国是15%，欧洲是18%，日本是19%。从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看，中国育龄妇女占26%，美国现在占23%，欧洲占23%，日本只有20%。我们调整政策后，政策效应会影响以后的人口结构。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地方的经验，按照工作方案和任务分工，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共服务资源，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