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长期处于两栖状态，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黄奇帆说，我国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中不适应市场法则、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国际经济惯例的一些体制机制、一些制度安排进行的改革。同时，改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凡是长周期影响社会发展，大面积、反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般都是体制机制上出了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维，在制度安排上、在体制机制上进行调整。当今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形成2亿多农民工。农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也不完全是农村居民，他们处于两栖状态中，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处在社会底层，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比如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单位帮他交的养老保险是基础工资的20%，而农民工只有12%；比如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每年缴的保费是1000多元，而农民工只有几百元；另外，小孩读书也是个问题，城里的孩子读中小学已不收费了，但农民工的孩子要付择校费，或者读条件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的这些待遇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群体的歧视，是不公平的。
其次，对用工的企业来说，好像使用农民工的成本低，但实际上有三种情况会造成用工成本高。一是企业招工往往招不齐人，出现人工短缺；二是人虽然招到位了，但每年有平均30%的流失率，这样就会额外增加培训的费用，也使得生产质量不稳定；三是农民工一年只能干10个月的活，春节前后两个月会回乡探亲，像钟摆一样往返流动，这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第三，农民工的长期存在也会形成社会问题，比如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年轻夫妻两地分离，造成社会不和谐。
重庆已实现300多万人的农民户籍转移，总体风平浪静
黄奇帆说，农民工的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很好地加以解决。去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在进行充分调研、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要让重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成为城市居民。
重庆现在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打工，400多万在重庆城里打工。对那些在城里工作三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只要他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去年8月，重庆启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到今年11月底，共转了305万农村居民，预计年底会达到320万。这是我们共和国60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的农民户籍转移。
重庆农民工的整个转户过程风平浪静，非常和谐，如果你到重庆跟这些转户的农民工聊一下，会发现他们非常高兴。农民工转户进城，不仅促进了农民工的待遇改善，也促进了重庆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城乡和谐的一体化。
黄奇帆说，任何一项涉及重大基本面的社会改革，一定会牵涉社会观念的转变、改革成本的问题，还有很多复杂的利益机制需要调整。这就需要有顶层设计，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光靠热情做事，是会进入死胡同，陷入泥潭的。
重庆对农民工转户的顶层设计有五个关键环节。第一，凡是转户的农民实行“5件衣服”一步到位，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小孩读书、就业、住房，跟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只有这样，农民工转户的这个户口本才会真正有意义。
第二，转户进城的农民一定要有工作。我们不是简单去把一批没有工作的农民，拉到城里来落户，那会造成很多城市的闲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转的是农民工，这个农民工要有三五年在城市稳定工作的经历，也有一定的技能。重庆是个年轻的直辖市，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发展了一大批新兴的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现在重庆有1500万城镇居民，以后还会发展到2000多万，这需要一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伴随经济增长，就业人群每年需要增长四五十万人。因此，在农民转户进城的时候需要将就业保障考虑周到。
第三，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如果我们把转户进城的300多万人只集聚在主城区，这个城市的承载力就会有问题。重庆是一个城市群，除了主城要建成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之外，周边还有30来个中等城市，以及几百个中心镇，共同构成一个城市群。我们现在转户进城的300多万人，有60%分布在主城和区县的县城，还有40%分布在中心镇，形成一个合理分布，将城市承载的问题平衡好。农民转户进城后，城市配套要搞好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等，这其中就包括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重庆启动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明确服务于农民工，服务于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于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户。其中50%公租房给农民工，15%给新生代大学毕业生，35%给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户。
第四，解决好成本问题。大家一般会说，一个农民工进城总要有十几万元的成本，如果300多万人就要4000亿元，整个中国2亿多农民工都进城需要差不多30万亿元。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字，谁都会吓一跳，可能就会止步不前。我要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全世界城市化进程都是农民进城过程，都有这个成本问题，人家怎么就没问题呢？其实，农民工年轻的时候就进城里工作，一直到年老，几十年所做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可能是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为他们支付十几万、二十几万元的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个合理的经济循环。
重庆转300多万农村居民，大概要4000亿元，大约是一分为三，其中养老、医疗这些保障性的问题由企业承担，大概有1000多亿；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费用当然由政府承担，这里有1000多亿，其实即使农民工进城还没转户，政府也已经在承担，因为这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本就该做的公共服务；另外还有一块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自己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要摊销一块，这也有1000多亿。大家要明白，这三个1000多亿构成的4000亿，并不是一年来支付，而是有个15—20年的过程。比如养老保险，缴纳的过程是15年以上，这是一个分摊过程。当这个成本分摊到15—20年，又分成三个方面承担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也是理所当然该支付的成本。所以，我们经过分析以后，按这个思路来推进，使得整个转户进程风平浪静。
第五，保护好中国农民的既得利益，就是承包地、林地、宅基地这三块地的问题。让农民工转户进城，并不是要剥夺农民工的三块地。农民工落户是用他的青春、用他的有效劳动、用他的就业岗位换来的，农民工自愿在城里落户，要热情欢迎，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如果你户口迁移进城了，不是农村集体一员了，土地的所有权就丧失了。而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界定了一个概念，土地的所有权是财产权，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我们将农民的三块地确权，不仅确定三块地的面积，而且确定农民对三块地有支配权，这个支配权不是去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而是要确立农民的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占财产权的比例。我们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承包地、林地的使用权占80%，所有权占20%。通过这样确权以后，农民即使到了城里，这地还是他的，他愿意给兄弟姐妹用，愿意自己继续使用，或者愿意租赁给别人用，都是他自己的权利，政府只要搭好交易平台，让农民自主处理就能把这件事解决好。影响中国农民致富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000多元收入，其中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农民没有融资的能力。专家学者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认为是大银行弯不下身来解决小银行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其实，本质上是因为农民没有财产，没有质押物。当明确了农村三块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农民家庭可以用来进行质押，这时农村贷款也就会大规模发生，农业经济和农村面貌就会显著改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大大增加起来。
比如重庆，没解决这个问题前，1000多万农民只有3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现在到了180亿元，估计明年会达到300多亿元，几年后可能会有1000多亿元的贷款规模。现在重庆农民一年的粮食收入是600多亿元，养猪养羊等畜牧业有300多亿元，总的1000多亿元。如果有1000亿元融资往里面注入，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和产业化都会发展起来，至少会产生1000亿元的产出，农民的收入就会翻番。
正是有了上述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重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300多万农村居民转户进城风平浪静，非常平稳，得到广大农民发自心底的支持。
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作为经济转型、走出危机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
黄奇帆说，城市化的进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如果一个城市现在有300万进城务工的农民，加上原有四五百万城市居民，整个城市有七八百万人口；等过了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遣散回家，这个城市又回到四五百万人口，那么，这样的城市化过程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国际惯例、违反市场原则、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另外，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设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个人群分离几十年，突然一天宣布将农民工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城市化进程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跳跃，而应该是几十年、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做好，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问题，重庆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使整个市场需求不足。我国正在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更要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作为我们促进经济转型、走出危机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有时候大家说，中国城市化率才到50%，怎么刘易斯拐点好像就已经隐隐出现，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呢？很大原因就在于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上出了问题。其实，中国要出现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20年，因为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
中国正处在人均GDP4000多美元向人均GDP1万美元的发展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农民工问题不解决，过去30年形成2亿多农民工，今后30年会再增加2亿多，四五亿农民工仍然像候鸟一样迁徙、流动，中国的市场机制就会不健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阻碍。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有助于推进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有助于突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束缚，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