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总是涉及利益的再调整以及利益关系的重新梳理。医改也不例外，因而显得艰难，任重道远。
在医改中，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医院利益、药商利益、药厂利益、医生利益、患者利益等等，盘根错节交织一起，错综复杂，亟须理顺。梳理关系进行排序时，谁该是中心？衡量新医改是否到位、是否成功的标准中，该主要强调哪方利益？
毋庸置疑，患者利益应处于至上的位置。
医疗卫生“救死扶伤”的属性决定了这一点，“看病难、看病贵”的医改背景也要求做到这一点，“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医改目标同样指向患者利益至上。此外，一个人可以不是药商，可以不代表国家利益，但却都有生老病死，都要进医院，都会是患者，因而保障患者利益，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保障。
自2009年初，新医改已经走过两年多。无论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缩短挂号时间，还是破除以药养医制度切断医院与药商利益链，施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都是出于患者利益至上的考虑。
当下，公立医院改革正在艰难而有序推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李玲谈到如何对医生考核时说，“最好的考核，就是看怎么用最低的成本维护了老百姓的健康。”为患者省钱省事省心，是医改方向。
由于历史原因，截至目前，我国大多医院考核奖惩长期看重盈利指标，医院利益升至患者利益之上，公益性弱化。日前，发生在武汉市的“不给钱就拆线”事件，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并凸显医改的艰难，以及回归患者利益至上的迫切。
在医院回归公益，患者利益至上观念归位的同时，如何确保医院、医生等方面利益不受损，甚至有所提升？这同样是横亘在医改操刀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有个词叫“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能使至少一个人受益，但同时不使任何人受损。患者受益同时，新医改能兼顾医生利益吗？
事实上，顾及医生利益同样是新医改的方向。毕竟“没有医生的参与，医改不可能推动，更不可能成功”。在一些城市，基层医院受到重视，力量得以充实，社区医院医生的工资收入预期有了提高。一些公立医院，绩效改革之后，参与急难险重、高风险高技术的医疗行为将获得更高收入，而非像以往那样“简单粗放计件”。制度改进和利益理顺，往往会激活业内人员的积极性。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不少医生“干着和人命相关的活，拿着卖白菜一样的钱”，甚至，还出现了知名医院的医生因为生病，导致家庭返贫，需要同事集资协助的事件。
新医改，会是“帕累托改进”吗？一定不是。因为，它在尽力维护患者利益、医生利益的同时，一定还会削减甚至消除一些长期盘桓在医院和药商之间的“灰色”甚至“黑色”利益，让清水涤荡生锈的利益链条。
新医改，朝着患者利益至上的方向，在着力建立新的合理的利益链条。这个链条可能会影响今后多年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走向。按照计划，还有不到5个月，今年12月31日前，新医改要交上最后的答卷，完成使命。
有时，为了某个时间节点，或者献礼，一些工程会在仓促间竣工。很多人，一定不希望太多“奇迹”发生，不希望在来不及“拧紧螺丝”的情况下就宣布这个新的利益链条已经搭建完成。
所以，医改操刀者，依旧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