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渗排电镀废水、尾矿库水毁灾害、交通事故与安全事故引发次生环境事件，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责任人不仅会受到环境部门的处罚，还需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此举旨在破解长期存在的“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困局。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日前在通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时表示，这些案例涉及非法倾倒、超标排放、交通事故与安全事故次生环境事件等多种情形，覆盖了大气、地表水、土壤与地下水等环境要素，为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体制机制提供了较好的实践借鉴。
2017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对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做出全面部署。这项改革授权省级政府、市地级政府为赔偿权利人，要求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追究损害赔偿责任，强化违法主体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这一改革方案明确，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生态环境部介绍，截至2020年1月，各地共办理赔偿案件945件，已结案586件，其中以磋商方式结案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2015年10月21日凌晨2时，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普集镇上皋村废弃3号煤井发生重大非法倾倒危险废物事件，废酸液和废碱液被先后倾倒入废弃煤井内，混合后产生有毒气体，造成4人当场死亡。该事件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经调查与鉴定评估，该案件涉及6家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对济南市章丘区3个街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约2.4亿元。
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厅与赔偿义务人涉案6企业开展了4轮磋商。磋商过程中，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厅与涉案的4家企业达成一致，签订了4份共计1357.5万余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其中3家企业已实际履行，1家企业在按照赔偿协议履行了一期100万元后反悔，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将其诉至法院，法院判决该企业继续履约。其他2企业对排放污染物的时间、种类、数量不能达成共识，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院判决其中1家企业承担20%的赔偿责任，另1家企业承担80%的赔偿责任。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於方表示，该案件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在全国试行以来损害数额较高的案件。本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磋商与司法审判的衔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后续相关制度的形成提供了较好借鉴。
2017年4月11日，原诸暨市环境保护局会同当地公安局联合突击检查浙江某建材公司，发现该企业在在线监测设备的取样管上套装管子，并喷吹中和后的气体，将氮氧化物浓度由实际的400毫克/立方米左右降至在线监测设备显示的250毫克/立方米左右，通过干扰在线监测设备，达到“达标”排放的目的。
该案为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后，浙江省查处的第一起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造假案件。经鉴定评估，该案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10.4万元。
2018年8月6日，原绍兴市环境保护局会同相关单位与赔偿义务人涉案企业开展磋商，达成以替代修复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协议，由赔偿义务人在其所在地开展替代修复，建设一个占地面积6372平方米的生态环境警示公园。
该项目总投资286万元，其中赔偿义务人自愿追加175.6万元赔偿金用于公园建设。修复项目由属地政府进行组织、监督管理、资金决算审计。2018年12月1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对赔偿协议进行司法确认。2019年1月16日，替代修复项目通过评估验收。
该案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启动以来，浙江省第一起大气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於方表示，由于大气环境损害难以修复，由赔偿义务人以在当地修建生态公园的替代修复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当地村民成为生态公园建设的直接受益人，彰显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的良好社会效应。企业自愿追加1倍赔偿金用于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也体现了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在推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作用。
2017年9月20日，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对区内某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厂区内西北侧草地上有一形状不规则的油渍地面。调查取证确认该企业向厂区内草地倾倒废切削液和废矿物油的事实。经鉴定评估，超过用地风险筛选值需开展修复的土壤面积约240平方米，体积约360立方米，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共计114.7万元。
2019年7月11日，原经开区环保局与赔偿义务人涉案企业进行磋商，并达成赔偿协议。双方约定采用氧化技术进行原地异位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由赔偿义务人承担，包括鉴定评估报告明确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本案相应支出的鉴定评估费、恢复效果评估费等费用。
依据赔偿协议，涉案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需要开展修复的土壤进行修复，并将受污染影响但未超过用地风险筛选值的土壤和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失47.5万元缴纳至滨海新区财政非税收入专用账户。目前，土壤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开展修复效果评估。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国家生态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佑海对此表示，天津经开区某企业非法倾倒废切削液和废矿物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既修复了受损的生态环境，又赔偿了不需要开展修复但造成损害的土壤和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失，是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应赔尽赔”要求的典型案例。
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介绍，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是承担两类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造成人身伤害，要依法承担对人身伤害赔偿责任;如果造成财产损害，要按照规定承担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
在4月29日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已经实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都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机构组织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磋商，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磋商未达成一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第四十七条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变更的，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履行相关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