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媒体报道了温家宝总理关于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物（大师级人才）的谈话，再一次撕开了国人心中的“痛”，引发了人们对“大师”的思考。我们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怎样才能出大师？带着疑惑和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教授。
泱泱大国竟然难产大师
记者：去年以来，媒体开展了关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争论，国人无不痛彻心扉，大声疾呼：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我首先想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才能被称为大师？
袁绪程：大师，是他们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领和影响了他们的同时代人，并对他们的时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他们具有人的最高品质——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信念——这种品质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威力。他们是一些具有伟大品格的人，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没有伟大的品德，就没有伟人，甚至没有伟大的艺术家”。
从历史看，中国出大师集中在几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星灿烂时期，出了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二是唐宋时期，古诗词和散文登峰造极，“三李一杜”、唐宋八大家、程朱理学、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也出现在那个时期；三是五四运动前后以至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出了不少思想家、汉语学家、教育家，像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中国人首次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
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是同时发生并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存在没有伟大人物或大师的伟大时代。大师与金榜题名尤其是官方提名是有区别的，历史上往往许多大师在生前并不出名但仍不失大师风范。金榜题名也并不等于大师，但重要的金榜题名，如获诺奖当然称得上大师了。可悲的是，国人把追求大奖当作培养大师来看，这就本末倒置了。于是获奖成了唯一，至于学术不学术、艺术不艺术倒不重要了，这是非常有害的。许多“没有想到能获奖”的大师往往是忘我的。在他们极富创意的精神活动中，名利只是副产品。
记者：这是不是穷怕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矫枉过正”，或者是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难以“守身如玉”？
袁绪程：也许吧。在上世纪末，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堕落而痞子化。这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谓“我是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砸碎一切贞节牌坊，以无耻告别羞耻，在精神上自甘堕落——丧失人格，出卖原则、逐利投机、嘲笑善良、亵渎神圣、蔑视理想甚至成为“有知识的恶棍”，其贪婪程度已近疯狂。他们把科学（学术）和艺术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婢女。
但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物质财富和享乐固然重要，但他们更珍视的是精神财富。不然，我们很难理解，当年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何以抛弃荣华富贵回国参加建设。这些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社会的良知和科学的脊梁。在知识分子趋向于商业化和权贵化的当下，我们怎能指望出大师呢？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在日益退化的沙漠中出现生气盎然的绿洲一样。
潜文化侵蚀知识分子灵魂
记者：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商业化造成知识分子群体素质退化吗？
袁绪程：这个问题提得好。商业化提供了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素质退化的外在条件，但不是全部的条件。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曾经有过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现象。我们知道，柏拉图将人的精神能力分为智、情、意，相对应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但中国知识分子这三大精神能力都在不同程度地衰败，文化的衰败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人的精神素质受文化影响，文化的沉淀形成人们的心理和人格，体现为价值符号和“软”规则的文化直接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
价值观念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核心部份。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及人格是相辅相成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两面性，正面是阳光文化或称为显文化，冠冕堂皇，催人上进，例如“天下为公”，“仁、义、礼、智、信、勇”，“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由于显文化的“高调”而难以在实践中推行，于是实利主义的、鄙视和漠视人类的美好价值——真善美的背面即阴暗文化或称潜文化就成为显文化的补充。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地构成中国文化。如今潜文化浮出水面登堂入室，甚至成为某种“共识”。
日本人和韩国人常常惊讶中国人公开鼓吹厚黑学和痞子哲学，势利的国人也很难理解南韩日本贪官和不法企业家败露后会因“羞耻”自杀。以厚黑包装自己的一些国人是不会为不义不法而羞耻自尽的，潜文化已大行其道，毫不遮掩地侵蚀国人的灵魂，这是文化衰败的表现。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种潜文化：
一是厚黑文化。所谓厚黑文化指的是反道德的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源远流长并隐匿在中国野史之中。与知耻而勇的儒家文化完全相反，厚黑文化通常不为历朝公开宣扬。但如今一本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场腐败的“厚黑学”却被人们奉为成功之道的经典而风摩于世。世风堕落到如此“厚黑”的地步，又如何浇开大师之花？
二是痞子文化。所谓痞子文化指的是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不敬畏天地良心的“下三烂”的心理行为倾向。“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典型特征。下三烂的痞子文化当道，大师从何产生？
三是犬儒文化。中国当下犬儒主义是理想破灭以后从愤世嫉俗转向不负责任的玩世不恭的处世哲学。既有“装孙子”的味道又有嘲弄真善美的玩世不恭。文化的犬儒化是知识分子政治冷漠化及其软骨症的体现。这种假面舞会式的犬儒文化与追求真善美的大师精神又如何对接？
四是游民文化。游民文化是一种边缘化的底层文化，表现为游离于社会正规秩序之外、失去社会固定角色地位、不讲规则、没有是非、没有相对固化价值观的游民的混世意识和心态。正如影评家崔卫平指出，色厉内荏、首鼠两端、封闭怯懦、不问真理或真相、寻衅滋事和随机善变等等游民文化意识的种种体现不仅存在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传统通俗小说之中，也贯穿于诸多影剧和当红的一些小品之中。处于文化边缘的游民文化如今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大师从何产生？
五是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文化。此种文化比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商品拜物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物欲和权欲泛滥中又如何产生大师？
六是文化的市侩主义。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善待英雄的民族，吃大户吃英雄是一种普遍心理。也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烂”，小人好做，君子难当，英雄更难当，如此等等。这又何以产生出大师？
从价值观看，上述六种潜文化都可视为中国专制文化或官本位文化的异形。从方法论看，它是一种极端的实利主义。这种蔑视道德原则、是非真理和美好理念的潜文化在当下中国泛滥，是出不了大师的思想根源。
潜文化盛行源于制度缺陷
记者：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群体会更多地接受潜文化的影响而不受显文化的影响呢？
中国教育有长足的发展，这表现在国人的学历水平的整体提高。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素质教育在整体上是失败的。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权力”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教育”。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学校园中蔚然成风。权钱交易、买卖文凭毒害了学生的灵魂，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自主性，也摧残了学生的灵气和创造性，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则助长了假大空的表演。
官本位制及其观念意识侵蚀了大学圣洁的知识殿堂，摧毁了大学的自由精神和教育良知。职称泛滥和学术等级化淹没了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尊严。专家成了商家的点缀，老板挤满了“殿堂”为的是一纸文凭，急于贴现的教授和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各得其所。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或者说当官赚钱成了入学的唯一目的。这一切又与政治和学术不分，价值教育和知识教育不分的传统体制有关。试问，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何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何在？面对教育的资本化和被权力扭曲了的教育潜规则，又有谁来真正求知识做学问呢？又怎么能出大师呢？如果要出的话，绝不是科技、教育和人文大师，而只能是充斥在商贾政客和学阀中的权谋大师。
学术制度与教育制度一样，其根本缺陷是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政治与学术不分，意识形态或价值与认知不分，学术权力化和商品化。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严重。50多年来，我们也不乏科学领域里勤奋耕耘的著名学者，他们中的佼佼者本可以成为大师，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运动使得他们或迫害致死或坐牢或流亡或舍弃知识自残或转行或堕落为“学棍”等等。
如果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或创造，如果学术沦为政治权力的婢女，如果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必须以生命作抵押，如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是“一枝独秀”并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装饰，如果学术钻营和投机能带来金钱、荣誉和权力，那么还有谁愿意从事纯科学纯学术的研究？如果没有纯粹的非功利的自由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探讨，我们又怎能指望出学术大师和科技大师？
文艺管理制度与人文科学的管理制度的缺陷几乎是同构的。以影视为例，为什么南韩的言情剧风靡中国，如此煽情迷倒如此众多的国人呢？因为韩剧从艺术上再现了人类精神不可缺少的“真善美”，尽管非常粗糙，非常简单，甚至瑕疵不断。而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国产影剧，要么缺乏真情，将“真善美”政治化而假大空，要么帝王将相充斥舞台，辫子戏肆意泛滥，拙劣模仿好莱呜的所谓“商业大片”随处可见。试问，这样的影剧能获得观众吗？能问鼎奥奖吗？为什么许多导演会醉心于商业化和权力化而丧失了对真、善、美的精神诉求？这不正是与影视的管制制度有关吗？管制当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管制及管制的范围和方法。如果管制的结果是影剧中充满假大空而没有给人真善美的精神享受和升华，如果色情和暴力血腥加无聊充满影剧，如果管制带来垄断并资本化，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电影艺术以及非功利的影视大师？
重造大师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
记者：如果我们不改变这样一种不利于大师发育生长的“生态环境”，出大师仍将是一厢情愿，是吗？
袁绪程：不错，必须改变大师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必须重建国人的精神家园。唯其如此，才可能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何营造良好的环境？
一是要从源头上狠抓教育改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以上，造就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也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要从幼儿教育抓起，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天性以及特长，并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理、追求善良、追求美好的灵魂，而不是势利的“小大人”。中学和大学教育要培养自由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要培养荣誉感和自我实现的使命感，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落后的教育制度及办学理念，从官本位和商本位回归学本位，使我们的学校重新成为自由的学习和传播知识的殿堂以及净化心灵的圣地。
二是善待杰出人物，营造崇尚伟人的精神氛围。一些人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一切能生利之物，当然也包括崇尚能生钱的知识——如科技和财技以及功利性的励志知识，但内心并不崇尚创造这些的人，更不崇尚陶冶人们心灵的人文科学及其先哲们。他们拥有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殊不知，即使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这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以及像贝多芬、梵高这样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主义情怀。国人特有的势利眼光和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反复无常不易产生伟人崇拜，如果曾经有过崇拜的话，那就是对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崇拜。这是一个不太善待或不崇敬杰出人物的国度。这也是中国不易出杰出人物的一个原因吧。
法国为什么大师辈出？这与法国人的伟人情结和使徒般的热情是分不开的。法国建有先贤祠，那里安放的主要是杰出的哲人、伟人及少量政治家，充满着“伟人可进，贤人可进，权贵不能进”的气势。先贤祠肃穆典雅而庄重、彰显至高无上的威严和荣耀，上面镌刻的“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他们”的文字表达了法国人对大师的崇敬。中国要重建科学和文化的圣殿，需要人们从心灵上善待杰出人物，树立其精神的丰碑，这不是用世俗金钱、权力和地位可替代的。
三是加快改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意识形态管理经验，确保学术与政治分离，在不反对党的领导和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给予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最大限度的自由，从体制上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营造宽松、自由、和谐的制度环境，从而激发人固有的知性、感性和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进一个无愧于伟大民族复兴的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时代。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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