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的首批孩子进入了幼儿园，“入园难”问题变得愈加突出，在四川、广东等一些省份，幼儿园甚至采取了“摇号入园”的政策。
2017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0%。时间表越来越近，幼儿园转型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那些“卡脖子”的难题解决了吗?
普惠幼儿园和相对高收费幼儿园作对比，是指公益性的、有质量的幼儿园，收费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生活水平，实行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指导价。普惠性幼儿园在场地设置、办园规模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生均占地面积不少于12平方米，小班不超过25人，大班不超过35人。随着普惠性幼儿园转型任务的推进，各地对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做法。
10月8日，记者从天津市教委获悉，天津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评级认定工作全部结束，根据幼儿园实际在园幼儿数，对示范园、一级园、二级园、三级园、四级园分别给予每生每年4400元、4000元、3600元、3200元、2800元的生均经费补助。
9月27日，《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经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儿童比例不低于本行政区域在园儿童总数的80%，其中公办幼儿园在园儿童比例不低于本行政区域在园儿童总数的50%。
各项政策的出台，有效地增加了入园名额。以天津市为例，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学位比2018年增加约1万个。北京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75.3%，其中在乡镇，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达到了全覆盖。
浙江省积极补齐农村幼儿教育短板，预计在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达83%。
而早在2018年5月，上海市普惠性幼儿园建设通过验收的已经达到8成。
幼教师资“卡脖子”
幼儿园不断扩容，普惠性幼儿园逐渐增多，但是依然存在“卡脖子”的地方，特别是幼教师资问题。
2018年，全国幼儿园共有专任教师258.14万人，比上年增长6.14%。其中，专任教师接受过学前教育专业的比例为70.94%。实际情况并没有数据乐观。前不久，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关于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尚缺52万人，公办园专任教师在编比例偏低，教师队伍不稳定。
创建于1952年的天津大学幼儿园是公立的全国先进托幼园所，也是天津市示范幼儿园。园长沈彤的焦虑依然来自师资：“幼儿园教师需要极大的责任心，在幼儿园工作是不能出现任何纰漏的。但从1995年之后，幼儿园教师的编制名额很少，目前园中有教职员工140名，其中三分之二是没有编制的招聘人员。”没有编制且收入不高，幼儿园招不到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只能降低门槛进人。如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培养出来的教师如何能留得住，是沈彤思考最多的问题。
幼儿教育需要对个体更仔细地观察和引导，对教育者的要求更高，但社会中长期存在偏见，认为幼儿教师是“看孩子”的阿姨。中国幼教年会秘书长孙纲长期关注幼教行业，他认为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打造家长认可、社会支持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是当前的重要课题。他说：“目前学前教育的扩招和幼儿教师扩编是必然趋势，但培养教师要有几年的周期，课程设置也需要调整，这些都还需要时间。”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公办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为97.2万人，事业编制总量55.6万人，实有在编人数44.8万人。一些地方公办幼儿园编制核定不够及时，还有一些地方一边空编一边使用编外教师，教师队伍不稳定。
“编制欠缺，我们尽量做到同工同酬，但很困难。在职称评定和职业培训中需要给聘用的老师创造同样的机会，让没有编制的教师有同样的上升空间。”沈彤深知教职员工的稳定对幼儿园发展的重要性。“幼教老师们真的非常辛苦，每一个孩子的吃喝拉撒都需要关注，小孩子表达不充分，孩子的健康、情绪都需要老师的观察，孩子们之间的相处方式也需要老师引导，还有目前更让人紧张的各种安全问题。总更换教师对孩子们的身心成长不利，幼儿园培养出一个称职的教师不容易，如果老师留不住，对幼儿园也会造成损失。”
中西部、农村地区幼儿园更缺教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今年8月发布的《西部学前教育发展问题及解决方案》报告也指出，农村地区幼儿园专任教师的缺口非常大。相关调查显示，当前34.8%的农村幼儿教师希望变换工作，且65.2%的农村在职幼儿教师曾转换过职业或岗位。
“不少地区，盖幼儿园，办普惠园，但缺教师。”孙纲指出，教师队伍建设是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的重中之重。
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
幼儿园缺编的问题正在得到缓解，一些地区进行了新的尝试。关于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目前有19个省份出台了公办园教师编制标准，贵州省2018年在编幼儿教师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7倍，山东省2018年核增人员编制六千余名。
在学前教育比较发达的挪威，幼儿园办学成本分担中，中央政府约承担50%，市政承担约30%，剩下的20%由学费承担。而在政府承担的经费中，约80%用于生均经费和教师工资，20%用于幼儿园运营。
部分学者认为，这给我国财政扶持普惠性幼儿园提供了启示，“钱应该更多花在老师身上，而非硬件建设”。
这个观点得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园长吴冬梅的认可，“如果按照教师人头拨款，问题也许可以迎刃而解”。但这也是破题的难点，首先资源获得上就不均衡，吴冬梅告诉记者，普惠性幼儿园包含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其中公办园又分为教育部门办园、其他机关办园、事业单位办园、机关办园、国有企业办园、集体办园和部队办园。不同办园体制之下，因为办园主体、行政管理上隶属关系不同，会享有不同资源。“长期以来，我国有限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会明显向教育部门办园倾斜，而其他办园主体的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获得的扶持力度欠缺。”
同时，吴冬梅还表示，哪怕是公办幼儿园，也分为公益一类幼儿园和公益二类幼儿园，公益一类幼儿园教师有编制，工资由财政全额拨付，待遇较高。公益二类幼儿园有两种体制教师存在，一种有“财政工资”，另一种是“幼儿园出一部分，政府补差额聘用”，两者之间工资差距较大，无法做到“同工同酬”。
同时，吴冬梅表示，幼儿教师在心理和物质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有来自社会对幼儿教师专业的误解，也有因为工资待遇等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压力。虽然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在扩大学前专业学生的招生力度，但是因为工资待遇问题、社会地位问题，毕业后留在幼儿园工作的学生数量也不能得到保证。”吴冬梅说。
近年来，国家加大力度，投入大量经费支持教师参加职后培训，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但由于体制的不同，教师职后的发展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职称上，很多幼儿园的职称结构是不合理的。教育部门主管的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的通道相对是比较明确和通畅的，但是在事业单位办园或者是普惠性民办园，很大程度上职称评审相对滞后，没有通道，也缺乏保障制度。因此，普惠性幼儿园不仅惠及家庭和幼儿，也应该惠及更大范围的幼儿教师，让其能够有更多适宜的途径获得自身的发展。”吴冬梅告诉记者。
“相信理顺这些难题，幼教职业发展将迎来一片坦途。”吴冬梅最后说。(记者 刘茜 姚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