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7日，我社应邀参加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新时代教育的转型”研讨会暨《中国教育观察(2022)》新书预告活动。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半月谈、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网、北京日报、南方周末、财新等十余家媒体记者，还有关心教育的基金会、企业代表参会，共同展开研讨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本次活动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黄胜利主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代表主办方致辞。杨东平老师指出当前我国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教育结构调整、新技术的影响冲击、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突出、教育的内涵转向等多重任务与挑战。
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资源型需求转变成为对更高、更深的教育需求。对此，要特别清晰地区别和认识：对学校而言究竟什么是重要的?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儿童?这虽是一个老问题，但还是要坚持提，因为今天事实上很多学校还在灌输儿童陈旧不堪的知识，真正为了儿童的生活和幸福的屈指可数。不过，国内一些地区出现了一批创新型学校，他们正在探索打破陈规陋习、面向儿童、面向未来的教育。一边是体制化、集约化的旧学校，一边是具有生命力、能自我生长和发展的新学校，在这两种教育、两种力量争夺青少年的竞争中，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站在先进的一边、站在未来的一边，帮助青少年度过艰难的时刻，争取自己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项目官员王静代表支持方致辞。在过去十多年的合作中，乐施会见证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教育敏锐的观察力、分析力，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乐施会认为，每一个人都拥有接受公平的基础教育服务的权利，这是儿童未来发展的基础。乐施会在国内长期支持偏远乡村地区学校以及困境儿童发展，愿与合作伙伴共同提供多元化、持续化的支持，为儿童的健康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新历程
在过去的一两年内，教育领域发生了诸多变化。疫情从多个方面深度雕刻着教育形态，“双减”政策在减少了校外培训和作业的同时，出现了教师负担加重和自主性下降等多重效应，亟须探索可持续路径。受经济形势和相关政策的影响，教育领域出现局部经费与供给短缺的情况。高校专业设置、学生学业负担、教育均衡、县中衰落导致的教育生态等众多长年累积的新问题出现新的表征。2022年《家庭教育促进法》、新《职业教育法》、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与标准的实施，对教育发展发挥了导向作用。对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规范减轻了部分家庭的负担，也引发了局部优质教育资源废弃与短缺的问题。
教育的未来发展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内容与资源方面，仍然面临众多不确定性。据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老师指出：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增强教育的弹性也就是应变性成为急需。具体来说，要减少教育观念和思维的固化，尊重差异与选择，增强每个教育当事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落实到体制机制上，解决管理与评价权力过于集中、标准过于单一的问题，减少“一刀切”的现象，坚持依法治教。
教育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制度现代化。站在新的起点上，每一位教育当事人要不断更新自己，提高智慧水平，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引导学生善辨是非、乐于学习、乐于实干，培养在未来世界中拥有较强生存能力和创造幸福能力的人。
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当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到2.4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2年的59.6%，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然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却没有缓解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教育与人才观念仍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二是高等学校身份化、等级化;三是学历膨胀与学历高消费。把教育当成分层的工具，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无疑会更加剧大众现在的焦虑。
熊丙奇老师认为进入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定位不再是培养少数精英，而是需要调整为高质量的普通劳动者：一是，淡化精英情结，以培养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定位高等教育新功能;二是，增加生均经费拨款，让每个大学生享有相对均衡的高等教育资源，促进高校平等竞争;三是，落实新《职业教育法》，把职业教育建设为类型教育，促进高校合理定位。
从精英化时代到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带来了高等教育资源被稀释、含金量降低的问题。熊丙奇老师指出进入普及化时代后，发展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质量作为主线，从重视规模发展转向质量提升。其次，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推进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以高校新增和撤销专业为例，可给予一部分大学自主权来决定，由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事务的管理、进行严密论证和调整。根据整个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形成大学的办学地位，在此基础上，追求办学特色和办学质量。
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以成都市“共享教育”为例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清红以成都市“共享教育七朵云”为例，分享了智能时代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研究。
成都市下辖23个区(市)县，基础教育体量大，各区市县之间优质教育不均衡。在智能时代，利用技术和平台助力优质教育的生产、传输以及使用，是新时代为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的机遇。
罗清红院长指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着“建用分离，教研缺位”的现实难题：初期是有资源、不共享;中期是有共享、不适切;后期是有数据、不融通。对此，成都市在过去20年间，创建和迭代出了系统化的、结构化的“共享教育”“七朵云”，主要包括“共享课堂”主阵地(网校云、数校云)，以及支持问题解决的“共享教研”(继教云、师培云)和“共享评价”(乐培云、观课云)。
共享教育的“七朵云”为师生提供了“全学段、全时空、全覆盖、常态化”的教育资源和支持服务。以“师培云”为例，2015年启动了指尖上的备课教研项目，通过5-8分钟视频这样“随身课堂”的形式，聚焦一节课的重点、难点、怎么讲、怎么练，做到了随身和随堂，对尤其是初入职场的老师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疫情期间，整个成都的智慧教育一直没有停过。
在教育差距不能够完全得到消除的现实下，该怎么办?成都市用数据串起一张网，让数据来发声，来洞察孩子的需求，努力让每个孩子、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渴望进步有阶梯，希望成长有营养，不因教育而焦虑。
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预防网络沉迷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未成年网民的规模持续增大，低龄化趋势更加突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宏艳老师以近五年来对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社交软件、网络游戏等产品的相关研究数据，探讨了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行为与孤独感、自卑感、压力感等心理因素的关系。
以未成年使用短视频为例，心理因素对其有哪些影响?孙宏艳老师列举的调研数据表明，孤独感强的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更多、使用时间更长。心理压力大的未成年人同样如此。关于看短视频的内容，经常有孤独感强的未成年人更喜欢看游戏动漫类视频，很少有孤独感的未成年人更喜欢看励志奋斗类或知识教育类视频。其中，差异最大的是游戏动漫类视频，经常有孤独感的未成年人比几乎没有孤独感的未成年人高出近11个百分点。
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产品，家长和教师最担忧的就是网络沉迷。孙宏艳老师指出沉迷网络的未成年人经常有孤独感的比例更高(正常使用网络者的孤独感和沉迷网络者的孤单感两者相比，相差近7%)。
对此，孙宏艳老师指出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的学习压力与学历期待;关注未成年人的同伴交往和社交技能;关注未成年人的课余生活和闲暇安排;关注未成年人的未来目标和健康人格;关注未成年人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
圆桌交流|“面对人口新形势，教育如何变革?”
人口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我国人口发展正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流动性强、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特征。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给教育带来了哪些影响?教育资源又该如何布局和调整?怎样发挥教育对提升人口素质的支撑作用?
圆桌对谈环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牛建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冯婉桢、半月谈编辑原碧霞几位嘉宾围绕人口巨变下学校布局、教师资源配置、小班化教学等关注热点展开对话。
牛建林老师指出教育发展是民生问题，也是公共事业，不能简单地从所谓的经济效益或效率方面去布局，一定是要紧跟实际需求来，哪里有孩子，哪里就应该有教育，而且尽可能地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需求是引导教育布局的重要的关注点。以中职教育为例，确实要考虑为什么大家对此的需求降到如此低?是否还要按照既定比例来发展?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就业率高，但职业转化率却很低，可能是因为缺乏了通识教育，很难走到其他行业去。因此，需要打通职业教育升级、转化的渠道，提升吸引力，而不是像现在供给和需求出现如此突出的矛盾。
刘善槐老师指出当前乡村学校面临生源减少的挑战，基层普遍存在着焦虑。未来，越来越多的教学点消失、变成空壳学校，如何处置这些空壳学校，将成为重要问题。另外，对于小规模学校是否撤并，目前缺乏科学化的标准，需要把所有对学校的角色和因素都考虑进去，包括学生综合发展、教育成本、教育公平的 ，状况。每个县都应按照这种方式，至少出台本地相关的操作指南，提供不同方案所带来的综合性影响，并且将此更好地告诉家长。城市作为学龄人口的流入端，同样也面临着挑战：城市越扩容、来的学龄人口越多，形成洼地效应。城乡应对学龄人口的变动，需要有更加灵活的资源统筹的机制。
当前社会在普职分流上存在严重的焦虑，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未来还会继续专门的分流吗?熊丙奇老师从创新制度设计出发，提倡发展综合高中，这是比扩大普高招生规模更有意义的改革探索。在综合高中里，既开设学术性课程，又开设技术性课程，实行学分制教学，让学生自主选择学科课程与技能课程。待高中结束之后，再自主选择念本科或是职业院校。综合高中建设取决两方面：一是重视对技职课程的投入，按照高质量、高标准，提高吸引力;二是拓宽选择技职课程学生的出路与升学选择，建立起与综合高中办学相协调的职教高考制度，以及推进高等教育形成合理的职普比例。
随着生源的减少，未来教师可能会出现过剩吗?人口新形势下教师资源如何配置?冯婉桢老师指出教师资源的供需关系，需要分类进行精准的预测分析。在学前教育领域，不同省域教师配备差异极大，一些地方已出现教师资源富余，但一些省份还是缺失严重，需要合理进行统筹，然后再进行细分，把结构性缺编的老师补充进去，新增的老师应定位在高素质的教师水平上，对教师队伍进行结构性调整。部分地区教师资源富余情况下，可探索托幼一体化的趋势，把富余的教师资源引流到托幼教师队伍中来，根据实际条件扩大现有的教师资源的效益。
随着生源的减少，小校小班会成为主要趋势吗?嘉宾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冯婉桢老师强调教育的小规模化不是绝对的跟教育质量划等号，除了“师幼比”之外，还必须还要有好的老师和良好的师生互动，才可以带来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人口的改变会带来教育组织形式的改变，但一定需要同步提高教育的过程。刘善槐老师指出学前教育有其特殊性，不属于义务教育，存在公办、民办双轨制的差异。对于民办幼儿园来说，客观上必须要维持一定的学生规模，才能维持生存和运转下去，目前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很难实现小班化。熊丙奇老师认为小班化并不遥远，就在眼前，各个学段需尽快谋划，并强调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作为保障。牛建林老师提出发挥民间智慧，如整合教室的功能和使用、有效提升相邻学段之间资源的衔接，而不是盲目新建，否则等新建好了，我们面临的需求已经下降了。
面对人口变局，嘉宾们一致强调需要从人口与教育两者的互动关系入手，通过教育结构不断的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不断的完善，使教育和人口变化之间实行良性的互动。在瞄向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下，动态调配教育资源的供需关系，尽最大的能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最后环节，媒体记者与现场嘉宾就当前新一轮农村小规模学校撤并、教师队伍聘用和师资高质量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本次活动顺利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