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我国在全球高等教育版图中的位置
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迅速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从20世纪的拿来主义到现在的文化输出，由海外留学热到招收国际生源，中国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高等院校如何参与全球性竞争这个问题才凸显出来。
恰如经济领域一样，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业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纷纷转型，越来越重视知识经济，教育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国际留学市场上出现了群雄争强的局面。除了美国和欧洲等老牌强势主体外，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迅速崛起，韩国和俄罗斯等也不甘落伍。它们纷纷采取多元政策，力图在全球留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要扩大全球性市场份额，必须采用更富有智慧的博弈策略。
首先，应该正确标绘全球高等教育版图，弄清楚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现代化运动始于西方，当下的主流高等教育体制源于欧洲，但两次世界大战又使美国成为重要的中心。相比之下，中国是后来者，迟至19世纪末期才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与具有数百年的西方大学相比，我们的高校不但是后来者，而且走过了曲折的道路：20世纪上半叶绵延不绝的战争和下半叶的政策失误，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因果链条，耽搁了大好的发展契机。到80年代重启开放之门后，中国高校主要扮演着学生的角色：一方面，邀请西方大学人前来指导和传授，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学生到欧美求学。虽然时间已经过了30多年，但积累期还显得短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接受到输出，由学生升格为老师，就必须正确地评估自己的水准，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板。
我国留学生教育面临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高校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2年，中国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32.8万人，已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远超邻国印度。这固然可喜可贺，但仔细分析其中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的问题：
其一，一般来说，在国际化的高校中，留学生通常占在校生总人数的10%-20%，研究生的比例则高达29%，我国的高校还达不到这个比例。
其二，由于历史性的因缘际会，外国留学者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汉语和传统文化，高校吸引外国留学生时也主打汉语牌（如宣传汉语的魅力、举办汉语大赛、颁发汉语等级证书等）。据统计，留学生喜爱的专业课程依次是汉语、艺术、医科、经济、管理、工科、法学、教育、理科，前三项都与传统文化相关。北京师范大学有留学生约2000人，占全校学生总量的10%，与世界上国际化大学的比例差不太多，但这约2000人中大概有1200人主要是学习汉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去海外读书者大多都是通过了雅思或托福等国外大学要求的语言考试，所学专业分布广泛，涵盖计算机、生物、化学、管理、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在“道”和“器”两个方面进行革新
产生这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优势学科不但单一，而且过于依赖传统文化资源。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创新。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增加优势学科乃当务之急。要吸引国外留学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长项。你有可学之处，别人才会来学。掌握了别人必须学习的东西，自然就会吸引到生源，否则，再多的理想主义情怀也于事无补。在这方面，部分高校所作出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014年，复旦大学在新闻传播学、法学、临床医学等方面的招生数量已经与汉语言文学持平。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大学的吸引力自然会增加。
在教学媒介上与国际接轨，也是增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教育的国际化首先体现在语言层面。有留学倾向的学生中有一半会选择有英语授课课程的高校。据2011年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国和英国拥有留学生数量占全世界留学生的百分比分别为17%和13%，远远高于德国（6%）、法国（6%）、日本（4%）、俄罗斯（4%）及西班牙（2%），成为世界上对留学生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中国高校要国际化，就不能固守传授汉语文化的传统思路。令人欣慰的是，转变已经发生：与其他非英语国家的著名大学一样，清华大学开设全英文授课的研究生课程，目前已包括国际工商管理、中国法、机械工程、建筑、全球财经新闻等12个项目；北京大学目前有全英文授课硕士项目11个，涵盖国际关系、中国法、公共政策、工商管理等学科领域。这种做法推进了中国大学国际化的进程。如果有更多的大学推进双语教学乃至多语教学，我们在国际招生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将进一步增加。
最后，中国高等教育还要注意精神层面的革新。他邦之人到华夏大地求学，除了知识层面上的追求，还祈盼获得精神上的共鸣。现代大学之大在于其世界性，在于对基本价值的弘扬。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逐渐形成了以学术自由（academic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neutrality）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相比之下，我们的不少高校尚未在精神层面国际化，还存在包括官本位、中心化、学术腐败、创新能力孱弱在内的诸多问题。受此前世界观的影响，我们更强调大学精神的特殊性（如中华性）。这与我们扩展高等教育国际市场的目标不无冲突。它延续了教育理念上的差异乃至隔阂，客观上削弱了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只有在道（精神）和器（具体学科建设）两个方面进行革新，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后来居上，提升自己在全球坐标系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