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在中国儿童中心启动。中国伦理学会慈孝专业文化委员会计划用5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4~6岁的中华小孝子。据说，“孝心培养是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原点”，而“4~6岁是培养孩子孝心的最佳时期”。
“孝心培养”是两大教育的“原点”，真是一语惊人。家庭伦理当然要从从娃娃抓起，但“中华小孝子”是不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家庭伦理呢？
首先得搞清楚，孝道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又满足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一言以蔽之：小农经济所需，集权统治所求。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很重要的经济功能与赡养功能，即家庭就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养儿是为了防老，因此，在家庭内就完成了生产过程与生老病死的循环。另外，在传统社会的管理体制下，家国同构，即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这样的治理结构，需要家庭伦理成为治国之道的一面镜像，即在家是孝子，于国才能是忠臣。
然而，社会现代化进程，就是社会与家庭分离的一个过程。横向来看，家庭的部分功能，特别是经济功能与赡养功能已经或正在外移。同时，纵向来看，国的公共领域，不再干涉家的私人领域。国的治理自有一套法则，也不需要家庭伦理来掺和。家庭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私人生活与共享亲情的场所，那套孝道的家庭伦理自然不合时宜。新的家庭伦理，应该越来越纯洁，而不是越来越复杂；新的家庭伦理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钻进故纸堆。当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源，能为今日家庭伦理添砖加瓦，但无论如何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孝道”。
时下孝道的回光返照，可理解为社会转型背景下，新的家庭伦理尚在塑造和构建之中，未免彷徨迷茫，有时甚至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比如，近日媒体就曝出深圳公务员廖某打伤父亲的新闻，舆论和民众一边指责“不孝之子”，一边哀叹家庭伦理的沦落。这实在是一种误读。很简单，廖某打伤父亲，已属明显的家庭暴力，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不是怪罪家庭伦理。
当然廖某与父母关系不睦，感情疏离，的确事关家庭伦理。这又恰恰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代中国人家庭伦理的烦恼。
廖某是个典型的“凤凰男”，发愤读书十余年，终于跳出农门，进入城市，等于一下子从传统农耕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他父辈那一代的家庭伦理，当然是养儿防老，孝道为先。千夫所指的廖某，未必不想和父母共享天伦，其乐融融。然而一夜之间，家庭的生产功能转移出去了，赡养功能却滞留下来。重重生活压力之下的廖某，对父母逐渐有怨气，而又“彼此缺乏沟通”。如果只是以旧的家庭伦理来指责廖某，未必公平。而新的家庭伦理，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这张皮，又毛将焉附？
显然，培养百万“中华小孝子”，解决不了廖某的困境。沉醉在历史中，抵达不了时代需要的家庭伦理。如果未来的百万儿童真的驯服于孝道，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就更遥遥无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