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农村寒门子弟放弃高考。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改变命运真不容易。
■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改变命运真不容易
“花了五六万元，上了四年学，到头来找工作还要拼爹。” 黄艳宁的话，透着浓浓的辛酸与无奈。
黄柯柯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8级本科生。这个暑假，她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准备考研。作为寒门子弟，读研将来找份好工作是她眼下最好的发展选择。
这个瘦小文静的姑娘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柳村一个贫困农户家里。家里的5亩地，除了提供口粮，每年只能带来两千来元的纯收入，为了维持生计，老父亲不得不到城里的工地打工。（图片说明：日前，湖南省涟源市石马山镇高三毕业生颜韶华边放牛边看书。颜韶华今年被北京市某高校录取，高考结束后她抓紧时间帮助父母干农活。）
作为西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北大学子，黄柯柯无疑是有出息的，在她考进北大的那年夏天，父母不惜“重金”，在村里摆了数十桌酒席，足足热闹了一天。
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黄柯柯在西柳村读小学，接着去镇上念初中。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她，中考分数达到了西安市几所著名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然而，高昂的择校费注定她与那些“超级中学”无缘。
一个偶然的机遇，西安市一所普通省级重点中学西光中学的招生老师找到了她，让她免学费和择校费入读。即便进入西光中学，2007年的高考，她只考了个二本。上天再一次眷顾了她：西光中学的老师又找到了她，让她免费复读一年。终于在2008年，黄柯柯“裸分”考上北大。
黄柯柯是幸运的，有惊无险地考上北大，前途也因此值得期待，而她的姐姐和弟弟就没那么幸运了。
黄柯柯的姐姐黄艳宁，勤奋苦学，2004年考入宝鸡文理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毕业那年，在投了一堆简历之后，垂头丧气的她只能暂时回家待业。没有工作的她，只好嫁人，结了婚再慢慢找工作。
结婚3年，工作依旧没有着落。除了有时做一些普通中小学的临时工，黄艳宁几乎成了全职主妇。经过无数次失败后，今年7月，黄艳宁终于成了一所高中的数学老师。“越小的地方越是有一层牢牢的关系网，像我们这样没什么背景的，能找到这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 最让她过意不去的是，年老的父亲还为自己的工作操了不少心。“花了五六万元，上了四年学，到头来找工作还要拼爹。” 黄艳宁的话，透着浓浓的辛酸与无奈。
黄磊，黄家唯一的男孩子，是这个农村家庭未来的顶梁柱。高二那年由于和老师闹矛盾，少年意气的他主动退学。黄柯柯多次向父亲建议，劝说弟弟回校重拾学业，参加高考，但最终没能如愿。“经过姐姐的事，爸爸对大学生的出路失望透顶了，他觉得即便弟弟读一个二本学校，毕业也还是找不到工作，还不如让他早点挣钱。”
退学后，黄磊进入了西安市一所技校，学习驾驶起重机、挖掘机。但当学成工作，整天对着尘土飘扬的工地，他开始嫌弃这份工作。后经同学介绍，他进入西安一家缝纫机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月工资1200元。
繁重的工作，微薄的工资，残酷的现实让这个曾经叛逆的少年开始后悔自己当初退学的决定，但是日渐老迈的父母已无法挑起供他上学的重担。黄磊再次出现在尘土扑面的工地上，跟他的父亲并肩站在一起，在起重机的“隆隆”声中度过本该灿烂的青春岁月。
黄柯柯的求学历程，崎岖而幸运；黄艳宁的求职历程，辛酸而曲折；黄磊放弃高考学技术挣钱，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黄家三姐弟，三种不同的人生路，是我国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以期改变命运的剪影。面对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他们的向上之路走得真不容易。
■读书改变命运，正受到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
“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不少村民发出这样的疑问。
读书改变命运，曾经是农村寒门子弟坚守的信条，如今，这一信条正受到很大的挑战与质疑。
“村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学费越来越贵，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也越来越多。”这是农民们普遍的感受。高学费让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在甘肃省，近几年返贫人口中，一半左右因教育支出过大返贫。会宁县很多百姓认为“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但就业难也让他们心生疑惑。“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看到村里在家待业的大学生，不少村民发出这样的疑问。
教育“高投入、低产出”，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崎岖。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村寒门子弟，只有考入一线名校，这条路才会相对平坦。而教育资源不均衡，名目繁多的加分，高考内容的能力化导向等，都让农村寒门学子输在教育之路的起跑线上，考上一线名校自然也越来越难。“如果不是西光中学对我关爱有加，我根本不可能考上北大。”黄柯柯坦言。
根据刚刚公布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越来越多农村寒门子弟放弃高考。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
“学费这么贵，找工作这么难，对于我这样不太会读书的农村穷孩子来说，还不如早点去工作。4年时间可以积累多少工作经验啊！”湖北省大悟县的王强放弃了高考，先后在孝感市、武汉市、上海和北京当了7年理发师，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在北京东五环外过着“蚁族”生活。像王强和黄磊这样的农村寒门子弟，由于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从事的大多都是传统意义上“并不体面”的工作，多数过得并不如意。
“一等人爱国孝顺，两件事耕田读书”。多年来，对于期望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农村寒门子弟来说，除了高考，当兵也是一条重要出路。江西省玉山县的杨清林就选择了这条路。可是2年义务兵当完，他不得不复员重新择业，“龙门”没跃成，反而又回到了当兵前的起点。
出路本来就不多，又没有一条是平川坦途。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农村人改变现状越来越困难，农村穷孩子“跃龙门”的机会越来越少。
“放弃了高考，但我没放弃人生。想在城市立足太难了。攒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理发馆，积累资金，再做点生意什么的，干点大事。” 这是王强的计划，尽管现在过得并不如意，可贵的是，他心里还有梦想。
■尽快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拥有知识，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没有知识肯定不行。”刘能教授认为，应着眼长远看教育的效益。
学费贵、就业难，“读书无用论”又开始在不少农村抬头。
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认为，缓解就业难才是破除“读书无用论”的关键所在。
“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对社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没有做出灵敏的反应，这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寒门子弟就业难情况的出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建议，国家应重视应用型教育的发展，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变化，及时调整专业安排和制定招生计划。
缓解就业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缓解农村寒门子弟就业难方面大有潜力可挖。廉思建议国家加大对他们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扶持，提供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
“寒门子弟也要逐步改变工作分三六九等的传统择业观念，树立行行出状元的就业观。”陆汉文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建议农村寒门子弟尽早做好职业规划，多选择像地铁技术人员等成长性专业岗位。
针对农村“弃考族”越来越多的现象，廉思劝诫农村寒门子弟必须加强学习，“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无论走哪一条向上流动之路，没有知识肯定不行。”刘能认为，应着眼长远看教育的效益。
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其他向上通道越来越窄，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了吗？
“当前，接受高等教育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在较大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教育体系中任何不公平现象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廉思说。
陆汉文建议尽快改变教育资源城乡不均衡发展，不同院校不均衡发展的现状，让每个孩子、每所学校都能平等竞争。“只有这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才能缓解，农村寒门子弟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才会更通畅。”
“只有向上流动渠道畅通，阶层板结才能有效避免。”廉思认为，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考虑，统筹规划，“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立足点。”
陆汉文认为，必须尽快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通过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最终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只有这样，向上流通渠道才能畅通，寒门才能出更多的贵子。”
张毅：老问题与新任务（人民日报，2011年8月28日）
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然而，实际工作和现实社会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
日前，几位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老中青三代聚在了一起。话题落到“三农”上，大家谈兴甚浓。老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统筹城乡、强农惠农，能有今天这个认识，能有今天这样的力度，来之不易。
抚今追昔，“过来人”的感受是，农村发展总是在“矛盾——改革——争论”中前进的。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矛盾是温饱问题，可是“以粮为纲，全部砍光”，对农民生产经营限制很死。直到70年代末期，一篇写榆林划给农民荒地植树种草的小消息，就引起激烈争论。应当说，当时抓粮食生产的行政力度是相当大的，可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后来，农村改革在争论中突破。再后来，农副产品市场究竟放开好，还是不好？争论也很大。当时，鸡蛋从生下来到百姓菜篮子里，要转一两个月。因此，副食品商店都有一个照鸡蛋的小装置，对着光瞧好了，没散黄再往回买。后来水产品市场放开了，鸡蛋也放开了。电视台记者拿着还带着体温的鸡蛋对观众说，这个鸡蛋两个小时后就能进入市场，走上百姓餐桌。这条新闻引起了总理的关注和肯定。
实践反复证明，国家命运和“三农”命运紧密相连。而“三农”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积极性，千方百计缩小城乡差距。新时期已连续出台8个1号文件，支农惠农力度逐渐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可以说，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统筹城乡、反哺“三农”的大方向上没有争论，但实际工作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各方面说的基本一致，可做的却步调不一。近来两个现象最为突出：
一是侵占耕地问题。如今，土地是最值钱、最让人兴奋的东西。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可是，如果有人盯上了哪块地，经验证明，家庭经营的主体——农民经常说了不算，土地所有者——村集体也经常说了不算。相当多的时候，甚至国家说的“18亿亩红线”也不算。而且这已见怪不怪。
另一个是农产品价格问题。一出现波动，总是城里的声音大，农民的声音弱。几十年来，各方面价格都涨成这样了，城市工资也涨了这么多，农产品涨点价也是合理的。如果搞农业划算，为什么农村人还在往城里跑？多数人种地，少数人消费，这种格局不根本改变，农产品价格波动是难免的，这已不是什么“怪圈”。
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势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宏观改革仍需推进，农村改革仍要深化。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执政理念上彻底清除挡在城乡之间的那道城墙。这是“三农”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其实也是个老问题。
对话·聚焦教育公平：为什么寒门学子难入名校门？ （光明日报，2011年8月11日）
改变“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态势，实现教育公平，对每一个学生成才、对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意义重大。
对话者：
储朝晖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廉 思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越来越成为农村学子的奢望。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是什么阻碍了寒门学子的上升之路？难道出身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目前的高考内容设计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出身决定命运”。考试中含有明显的文化偏向，从而有利于一些群体而不利于另一些群体，其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降低了高考这一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的公平性
记者：教育，是公平的起点。教育，就是要让人们看到希望。寒门学子离名校越来越远，是否凸显出身决定命运？
储朝晖：近些年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边远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多，进好大学却越来越难。这一结果是逐级累积造成的，经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多级分化，相同智力的学生，一直在优劣不同的学校中学习，在高考时差上数百分是完全可能的。这说明教育公平问题远比一些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一个涵盖全过程、全方位的概念，要实现教育公平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廉思：高考本来是一种标准化考试，考量的是学生通过“后天”努力所掌握的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而应尽量排除“先天”因素的影响。以“现代性”为核心的高考内容改革，实际上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现阶段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过去偏重考查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攻读、记诵不辍就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但是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能力”的时候，勤奋刻苦所能起到的作用下降了，考生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则大大上升。高考内容的改革，并没有恰当地考虑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影响了农村及中小城市学生的利益。考试中含有明显的文化偏向，从而有利于一些群体而不利于另一些群体，其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降低了高考这一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的公平性。
各级学校、各个教学环节未能将教育公平的保障作为一个重要因子设计进去，而仅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惟一的因子，这样偏差就不可避免
记者：“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惟有进入重点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而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当重点大学之门正一点点向寒门学子关闭，我们会产生疑问，我们的教育制度设计有了怎样的偏差？我们又该如何为每个个体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
储朝晖：“知识改变命运”可以体现在不同时候，一是在运用的时候;二是在选拔的时候。前一种情况贯穿人生的始终，正因为此，我认为无论贫富及其他条件如何，每个人都要终生不断地学习。至于后一种情况，我不能认同“惟有进入重点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的说法，因为历史上不少人进了重点大学也未能改变命运;不少人未进重点大学倒成为发展不错的人才，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现有的教育体系在保障公平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各级学校、各个教学环节未能将教育公平的保障作为一个重要因子设计进去，而仅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惟一的因子，于是一些人可以花钱上各种班来提高分数，另一些人没钱上各种班，分数可能相对少些，但这两个人的智力也许并无差别，这样偏差就不可避免。
严格地说，为每个个体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就是要依据每个个体成长发展的需要去设计教学，进行评价，进行管理，因而需要一套多元的评价体系，改变现有的仅仅依赖于一考定终身的单一评价体系。但是，在现有社会信任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又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整个社会更加不公平。因此这是一对矛盾，建议在全社会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的基础上确定改进的方向和步骤。
廉思：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为数百万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热切愿望。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更多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是，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对任何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了的教育而言，竞争都将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在越高的层次上，不平等越显著。
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必然深刻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
记者：学校的学生群体应是多元丰富的。当学校生态趋于单一，或者说更关注所谓的优质学生时，这个教育生态会发生某种失衡。现在，有这种情况吗？我们意识到了吗？
储朝晖：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教学资源的丰富性。我曾经向某个重点大学招生负责人建议：从统计上看，每千人中智力较高的人数比例是相当的，某一个区域内的前几名肯定都是优秀人才，与其在北京招收600分的考生，还不如在边远地区招收在当地名列前茅的考生。他的回答是：这样进校后由于考分差别大将无法上课。这里又涉及到我们的大学教学如何进行的问题，从保证高质量角度看，大学不宜上大课，应尽可能进行个性化教学。但现今我们大多数大学采取的依然是“一堂课”教所有学生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会降低质量，也会产生新的公平问题。对那些对这种大课不感兴趣的学生是不公平的，也就是教育生态失衡，但这种失衡事实上在小学阶段就出现了，也会带到高考和大学后的教育，长期积累对学生的伤害是巨大的，目前关注这方面的人还太少。
廉思：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别很大，精英阶层对子女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计划的统筹安排以及对子女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或显或隐地实现了精英阶层的代际生产。如果一个家庭在经济上有优势，那么这种资本往往可以在教育过程中转化为优势，这种叠加效应在当前的自主招生考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这也必然会延伸到大学校园内部，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必然深刻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当最终的结果呈现为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名牌大学，而大多数寒门学子无法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我们又该用什么来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能够和睦相处？
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
记者：黄全愈《高考在美国》的书中介绍，哈佛大学曾录取过一个叫Liz Murray的纽约流浪女。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一名48岁的流浪汉、退役军人迪威特。毕业时，他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而我们的名校常常以招录各地状元为荣。我们该怎样变革，来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储朝晖：公平作为一种理念，应当体现在全过程和多方位。从社会角度看，贫富差距过大和权力层级过多是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的基础，必须在这方面不断改进;同时，我们现在的教学、评价等各方面都有谋求教育公平的较大空间。短期内改变乡村考生不公平状况，可以将教学条件的不均等性作为一个因子，比如依据教学条件的差异状况，以1万考生作为一个单位考区，在单位考区内依据考生成绩分为若干等次，招生学校对不同分数但等次相同的考生录取时同等对待。这一措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源和师资的均衡分布，操作得当则有利于整体教育均衡发展。
廉思：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入学制度尽管设计非常繁复，也特别强调大学的自主权与考生的选择权，但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表现不佳，而且近年来入学公平性的问题还有恶化趋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救济政策，试图对弱势阶层有所补偿。
对农家子弟而言，高考是进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对平民百姓，它意味着“干部”身份的获得;对于弱势阶层而言，高考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我们一方面应确认中国高考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提出，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记者 靳晓燕 通讯员 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