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科大改革的欢呼声中，有人中途退场了。香港三教授的离职声明（以下简称离职声明）犹为刺耳，其坐派和教训式的口吻对于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是太熟悉了。它再一次认证了人们对中国式知识分子性格扭曲的悲哀。撇开其“动机”不论，我想，其中大部分指责不仅是包括朱清时在内的南科大相关者不能接受，大多数网友也不会苟同。我们以后还要谈及，在此暂且不表。
凭心而论，“离职声明”也道出了南科大至今仍没有建立“规范”的制度以及存在相应问题的事实。相对于香港科技大学“规范”的创业经历来说，南科大显然不成熟、不规范，这是有目共睹的，我想朱校长也不会否认。但我们要问，存在这些问题，如像《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之类的基本制度姗姗来迟，管理团队不健全等等，又是“谁之过”呢？当年的“深圳速度”哪里去了呢？显然，这已超出朱清时权限范围，而应由南科大的主办方和监督方来回答。凡此种种，不一一举例。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当然，朱清时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是有能力有品质也有缺陷的人。比如，他是知名学者，是当过十年中科大校长的教育家和管理者，但他不是“企业家”，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所缺少的历练。
中国大学校长有许多，但能称得上大学教育改革者的只有朱清时一个。可悲的是，他是一个孤独的改革者。一个孤独的舞者。一个孤独的长跑者。他没有得到来自“显规则”的有关权力部门支持，至少在公开舆论中没有见。在孤独前行的教改路上，虽然没有亮红灯，但一路黄灯。突破黄灯，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搭便车者满街都是。改革是要冒风险的，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荣辱得失抛之脑后，拼着老命，身体力行为中国教育改革事业披荆斩棘，在当下的中国除他还有谁呢？
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担心他可能“壮志未酬身先退”。如果是这样，这不是朱清时的悲哀，而是整个教育界的悲哀，甚至是全中国人的悲哀。同样是“科技”大学的创始人，香港科大吴家玮校长是幸运的，他在一个自由、法治并崇尚学术自主、教学自由的环境里创办大学，而且得到有职有权的香港政府部门的配合和支持。而朱清时呢？不仅缺乏这种外在的环境，而且不得不在各种利益矛盾中左冲右突，百事缠身。吴家玮是优秀的，很有能耐。南科大的创办要比港科大更复杂，要解决南科大的创业和改革问题，需要比吴家玮更有能耐，需要更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殷切的期望，有关权力部门大力支持南科大的改革，百般呵护和指导其改革和建设，从而加快南科大的制度建设、团队建设和校园建设，使朱清时和南科大在教改路上不再“孤独”。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