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流行于西方国家并影响我国部分学者的社会保障“超意识形态论”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不可能超越其阶级本质，所实行的福利政策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功能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贯彻，难以改变社会保障“被支配”的地位和命运。当前，中国正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事业，一方面，需要借鉴、汲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方面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必须高度警惕其阶级本性和破坏性作用，不能丧失在社会保障领域意识形态的批判视角。
【关键词】社会保障 意识形态超越 被支配
一、虚幻的乌托邦
观念的冲突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未必有所减少，反而会更加丰富。在关涉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和人类生存模式方面，这样的对立在过去是如此地惊心动魄。在我们还惊魂未定的时候，意识形态终结的喧嚣便已甚嚣尘上。各种“故意”引导着我们达成这样的认识：政治时代已经结束，留给每一个个体的是注定要接受一般国家的有差异的技术管理和分程度的经济强制。劳资间的所谓“和解”及福利国家的“不可逆性”，产生了令人吃惊的效果，加深了人们对非政治化的信任。看起来情况就是这样：福利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像是社会主义，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正努力地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市场接轨，全球化适时地调整着人们间的不同观念，转变在悄悄地发生。
然而，这样的转变并不能给我们以清晰的指示，在混沌中我们正失去一种解读世界的视角，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早在上个世纪初，罗莎·卢森堡就曾提出警告，“大多数同志则堕落成失去判断力的大众”，“丧失了对总体形势的嗅觉”[1]。在我国，转变也在发生。面对出现的问题，人们力图回避与资本主义相切近的字眼，因为资本对我们已近乎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东西。“剥削”、“唯利是图”等语汇静静地待在词典里，要么是我们不愿意触及，要么就是已成为理所当然。看来，意识形态，那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人有人品，物有物性。狼不会因为披上了羊皮就会具有羊的性格，就连披上羊皮，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都表示极度的担心，他认为这会扭曲狼的自然本性。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国家主义和福利国家现象，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相反地，使这些观点(指福利思想，笔者注)得势的那种支持恰恰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得势绝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缘故，而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缘故。”[2]“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2]这并不是哈耶克的短视，看不出维护长期利益的好处，他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不完善和可能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以避免走上“奴役之路”。卡尔·波普倒是对悄悄转变的“渐进工程”是非常欣赏的，他认为渐进工程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从而得出整体主义或乌托邦工程(共产主义)最终与我们设想的相反，当然，波普也对渐进工程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演化表露出了些许担忧。“我也不排除一系列的渐进改革是由某种普遍的倾向引起的可能性，例如，使收入更平均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渐进方法可能导致通常所说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3]哈耶克和卡尔·波普的声音也同时点醒我们，我们并未同床，本就异梦。
在社会保障领域，虽说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保障理论的指导，但是相融的市场环境，出现了相似的问题，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加上国际接轨的需要，模仿和抄袭西方资本主义福利措施的做法就显得水到渠成、理直气壮。然而，福祉的明确与路径追求绝不可能摆脱由各种利益格局支配的各种观念的纷扰，任何的选择不是对利益的证伪，而恰恰是一种明证，庇古说过，社会福利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间的相互关系。R·米什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中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无疑，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条件，有关政策的决定不仅取决于以往的模式(即‘路径依赖’)和现有的需求与问题，还将取决于基本的价值取向，例如，在中国就是社会主义。”[4]这样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其实既不陌生也不遥远，问题的关键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事业中如何破除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迷障，坚持和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
难点在于，正如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担心社会保障社会主义化一样，社会保障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极其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这也为意识形态超越提供了证据，简单的判断是，它是有利于劳苦大众的。1879年，德国皇帝威廉在国会开幕式上致辞道：“必须把那些工人阶级直接感受到的不言而喻的实惠，用法律的手段固定下来，才能使工人阶级感知到，国家并不是力图保障社会上富有阶级的工具。”[5]我们可以立即戳穿威廉的虚伪，因为威廉的话语中除了表达出令无产阶级感激涕零的“厚意”外，也微妙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一个国家管理措施如此之繁杂，竟难以让工人阶级感知到国家并不是力图保障社会上富有阶级的工具！可这样的解释在今天已不能让那些自信对意识形态“免疫”的民众信服，他们信奉：利益第一，金钱至上，而这正是笔者忧虑之所在：占据思想的竟是排斥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深陷。“意识形态超越”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
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
资本主义国家福利迷惑性和危害性的关键在于，社会保障完善制度的伦理倾向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部分人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好感和信任逐渐趋向对其本质文明的认知高度。可是，这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真实。“善行为”不必源于善本质，也未必能证明善本质，而本质善恶却直接支配着行为良莠，所以，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的正确解读必须站在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阶级本质认识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成员克劳斯·奥菲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社会功能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奥菲认为，社会政策是国家的行为方式，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功能在于不断地把非雇佣工人转变成雇佣工人，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的最初历史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提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是与劳动力的动员和组织化相形随，然而，尽管社会成员先前支配性的劳动方式和生存方式遭到破坏，但从社会学角度看，那些被剥夺了劳动手段或生存资料的个体，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自己的劳动力放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卖，即自发地进行“积极”的无产阶级化，在理论上和历史上，都还存在着一系列功能相同的避免无产阶级化的“逃避出路”，而且这些出路还继续存在。比如，移居别处；在其他地方重建已遭破坏的独立生存条件；或多或少地通过有组织的掠夺来维持自身的生存；遁入其他经济和生活形式中(宗教)；采取进攻性措施根除无产阶级化或发动政治运动以达到消灭劳动力商品形式的目的等。实际情况是，为何少数人选择了它们，显然，通过进入雇佣劳动(例如，劳动市场的兴起)，劳动力大规模地转变无产阶级绝不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从严肃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看，如果无产阶级化——即把劳动力驱入劳动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不是由它自己所决定，那么，是何种社会结构要素在功能上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奥菲指出，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如果没有国家政策，那些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向“积极”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和彻底性转化简直是不可能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向“积极”雇佣劳动者的转化，不可能单纯通过市场途径来实现，而必须得到政治统治机构和国家权力的认可和帮助[6]。
在任意的剥削与压迫面前，无产阶级总是要奋起抗争的。为了维持和促进劳动力持续无产阶级化，为了消除阶级统治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社会保障政策。俾斯麦认为：“只有现存国家统治政权采取行动，即由她实现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并与国家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7]只要“给健康工人以劳动权，保证他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那些先生们(社会主义者)就会成为鸟的空鸣”[8]，就可以“赢得国家的巩固”[9]。
按照奥菲的分析，社会保障，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的国家功能而服务。他认为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功能性的必然伴随物，原因是，即使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通过政治的方式被建立起来了，并使之成为支配性的生存方式，它也根本不含有将能够自动维持下去的意思。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内生机制会削弱该生存方式的基础。在利用雇佣劳动的过程中，工业资本家通常不会把工人的心理和生理忍受限度纳入劳动能力维持的考虑范围，无产阶级总会被迫面对对自身健康可能极其有害的决定，违反安全规章的技术设备，损害身心健康的工作速度，过长的劳动时间等都是一些可能碰上和极具风险的生产模式。当雇员的劳动力被削弱时，雇主的典型反应是解雇，而且资方在无法确保其在培训计划上的投资能够收回的情况下是不愿意培训员工的。这些机制严重降低了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可交换性。雇佣劳动中的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显然是不能指望劳动力市场自身来处理，而必须通过社会控制机制来解决，其中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建立起“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就是社会保障。在这个“蓄水池”中，劳动力可以永久性地(养老金、残疾工人的劳保金)或暂时性地得到照顾(医疗保健机构和继续教育机构)。但这个过程必须有另一个条件：这些“蓄水池”的进入绝不可以自由地选择；必须从管理上严格控制准入申请，否则“被迫出卖”的强壮劳动力就很可能极大地萎缩。从一定意义上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剥削条件下，使每一(劳动力)价值单位具有健康的体魄、合适的技能、实现就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最高目标，也是一切看得到的国家活动的本质[6]。
奥菲以独特而深刻的解读视角解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过程，浩瀚的历史画卷浓缩地再现了无产阶级被剥削和被支配的命运，符合历史真实，使我们一下子就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或许，我们看清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便能识破其意识形态伪装，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历史推断和理论解析会让一些人觉得昨天其实离我们遥远，今天的文明与进步似乎已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原罪”的救赎，劳资“和解”，保障“永恒”。是的，问题或许可以转变为这样的判断：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不可逆还是无产阶级命运的不可逆；社会保障仅是现代国家的一般管理还是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被支配的工具。
三、“被支配”的社会保障
早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庇古就把矛头指向了社会福利，他认为，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工会人为地把工资规定在过高的水平，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发生应有的自我调节作用来恢复繁荣，因此，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削减工资。二战后，凯恩斯——贝弗里奇模式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惊人的发展，然而到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再次爆发，危机引爆了对社会保障政策蓄谋已久的声讨，社会保障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新保守主义声称国家福利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福利国家的原则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福利国家吞噬了为自己谋生的双手，它的供给使工人的利益部分地“降商品化”，消解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活力，削弱了资本的投机欲望，改变并侵蚀了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新保守主义者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上台，社会福利的削减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英国学者皮尔逊认为，“那些依赖政府资助的人群可能是极容易被削弱的。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可能得以实施改革，这些改革会令那些团体更难以组织起来或者发动政治行动。……因此，政府拥有一箩筐的可能手段来攻击支持社会项目的组织化的利益团体。”[10]“模糊、分化和补偿：这三种手段已经让保守主义批评家有理由相信，福利国家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并非不可能受到挑战。”[10]R·米什拉指出，撒切尔政府的行为非常清楚地说明，其意识形态并不是无聊的闲谈，从长期的发展轨迹来看，撒切尔政府就是朝着她的意识形态所指定的方向系统地、谨慎地移动。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具体政策及后果。在英国，对基本收入的统一费率保险津贴的补贴1981年被削减，随后于1982年被废除；公共提供住房受到了相当的收缩，主要服务于体力劳动者和相对低收入家庭的市政当局修建的住房，遭到重大削减；破除贫困和基本最低保障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将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83%降到60%，把基本所得税率从33%减到30%，其他的小额投资收入和资本税也削减了，等等。撒切尔政府的亲资本和亲市场的政策导致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数目庞大的无家可归者，低收入家庭的状况更加恶化。由于1979年撒切尔政府带来的变化，1984年估计损失了41.7亿英镑的税收收入。这部分减少的税收有44%归入收入最高的1%的纳税人，而只有3%归入最底层的25%的纳税人。在美国，社会服务和支出上的削减比英国更深入、更广泛，刻意削减失业和残疾人津贴，实行强烈的反工会政策等等，后果也更为严重，贫困人口从1979年的11.7%上升到1983年的15.2%，约33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比1979年多700万。而且，1977年以来，贫困差距扩大了50%，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的生活比以前更糟[4]。
20世纪70至80年代开始的福利削减计划虽然遇到过很大的阻力，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坚定不移。本世纪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亿美元的最终法案；经总统布什签署后业已成为法律。这是美国20年来最大的一项减税计划。”[11]诚如马杰教授所言，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连布什遭受的批评也和里根那样的相似。新加坡《海峡时报》2002年12月31日刊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的一篇文章，题为《布什的预算赤字的危险缺陷》，弗里·萨克斯在文中指出，他们(布什政府)“最关心的就是实行更多的减税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受益者主要是有钱人。……穷人受到的损失可能最大，因为布什和国会告诉美国和全世界人民，由于存在巨额预算赤字，所以政府没有财力解决贫困、疾病和教育问题。”[12]“很少有如此少的人从如此多的人那里获得这么多好处。”这或是布什总统提出其减税计划时的一个座右铭。但人们并不十分清楚究竟对富人达到何种有利的程度。根据彭博新闻社提供的资料，依据2001年报税情况，布什省下44500美元，切尼则省下326555美元。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财政部长斯诺省下60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中心的计算显示，免除个人收入税中的企业股息所带来的好处有超过一半流向最富的5%口袋里。在这个群体中，所有纳税人收入超过14万美元，他们的平均收入为35万美元。22.6万名最富纳税人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他们获得的减税好处大体相当于12亿名收入低于10万美元纳税人从减税中所得到的好处。税收削减和福利损失是紧密相连的，穷人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2010年5月1日，印尼、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工人和民众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走上街头，要求减少失业、提高最低工资、维护工人权益、保障工人福利。
福利是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认为，“就社会保障存在的危机而论，不是社会保障结构的危机，而是经济基础由于运营不良而受到侵蚀所造成的危机，社会保障既非经济危机的起因，也非经济衰退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保障对衰退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起到了缓解作用。”“应该永远记住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1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本质上与国家福利无关。2008年，R.米什拉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税收数据的分析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税收改革将负担转移给中低阶层，而对高收入者给予优待，并指出：“无论如何，假定‘投资者是友善的’这样的政策意味着社会保障政策可能会面临进一步向下的压力。总而言之，不管是按照计划实施还是随机产生，现在的情形都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在走向衰退。”[14]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保障不具有牢不可破的地位，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嫁衣裳”和“替罪羊”。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社会保障是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实行意识形态麻痹和稳定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社会保障削减是资产阶级转嫁经济危机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它真正的命运依然只是被支配的工具而已。
四、结束语
理论的思考无非是为了关照现实。当我们将目光从他者转向自身便会发现：中国社会保障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经倾向十分明显。仅以中国期刊网(CNKI)的统计数据为例，截止到2011年6月6日，中国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瑞典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介绍、分析与研究文章有800多篇，占域外社会保障介绍、分析与研究文章总数的70%以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介绍、分析与研究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文章数仅为17篇，占比约为1.3%。在CNKI统计中，社会保障基础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发展研究十分薄弱。大规模地学习与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理论与经验，难免泥沙俱下，以新自由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为主导的西方社会保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构成了强大冲击。国内部分学者谈及社会保障是“言必称西方”，有意无意地强化着社会保障“超意识形态”思维，“社会保障就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是‘精巧的社会稳定器’和‘社会安全阀’”等有着新自由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痕迹的社会保障思想在国内颇为流行。社会保障理论西化和“超意识形态论”对现实的影响是，我国社会保障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保障缺乏系统性，“碎片化”特征明显，本应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反而成为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渊薮。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中暴露的不足和问题，充分说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重要性，它关系到我国能否走出“拉美陷阱”的制度漩涡，关系到我国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建设，关系到全民福祉的长远利益。所以，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识破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社会保障“不可逆”的意识形态虚伪性是批判社会保障“超意识形态论”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回归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理论创新的必要理论前提。
“长满野草的弹坑”还是“弹坑”，开满鲜花的“陷阱”终究是“陷阱”。我们在借鉴、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方面的有益经验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其阶级本性和破坏性作用，不能丧失在社会保障领域意识形态的批判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