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养老赤字”，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已经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性议题。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我国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推行从出生补贴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显现。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
据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这场危机的成本最多只会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成本的5%。数据显示，当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国家中，国有养老金债务是其GDP总和的5倍左右。据弗莱堡大学研究机构报告，早在2009年，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9.3万亿美元（30万亿欧元）。目前，欧洲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为全球最大，2009年这个数字为2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涨至35%。因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也是这些国家难以有效削减债务的真正原因。
此外，处于人口危机边缘的日本，在2011财年养老金发放金额预计将出现2.5兆（万亿）日元（289.7亿美元）缺口。根据日本2005年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日本将分别在2012～2013、2016～2018以及2038～2041年三个时间段迎来退休高峰。其中，在前两个时间段，养老体系支付压力将达到顶峰。日本在2011～2014年将迎来一个偿债高峰期，到期债务总额约达2246万亿日元，约为GDP的5倍。偿债高峰与退休高峰的重叠将令日本政府破产风险一触即发。
养老赤字同样也在逼近中国。2010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1491亿元，比上年增长18.0%，全年基金总支出8894亿元，比上年增长20.4%。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长速度大于收。随着老龄化加快，养老金支的增速大于收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是遥远的事。
因此，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兼顾“效率”和“公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
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拓宽养老金融资渠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在防范风险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并使之成为中国人养老的“资金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