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高层频频暗示第四季度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这意味着自2004年启动制定工作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或将在本届政府卸任前出台和推行。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财富，工资收入也因差别较微的等级制而显得比较公平。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人民财富迅速增加，人们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开始显现，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在以能力为分配原则的市场经济社会，不同的收入差别实属正常，但中国的收入差异却未必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更可归结在制度性因素层面。如此必将带来对改革事业产生疑虑，甚至将追求社会“公正”与改革对立起来的潜流。
当然，分配扭曲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如果不推进公平的分配改革，改革事业可能遭到挑战；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所占比例太大，导致中国无法建立内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依靠传统的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则无法持续，经济日益失衡则会影响到经济稳定与社会公正。因此，本届政府自2004年开始准备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希望建立体现公正和民主的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必须承认，由于改革涉及利益分配，该方案迟迟无法确定与出台，反而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迹象。
考察中国的经济不平等（这是一个比收入分配更为广泛的话题），就会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其他制度性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城乡二元化，这其中包括了就业歧视（国有或政府部门雇员有户口要求、城市公共部门就业优先考虑本地户籍人口等）、社会保障双轨制（农民缺乏制度性的社会保障机制）等。城乡之间最大不平等的贡献源自住房，因为在房改的时候公有住房都廉价分配给了城市个人，这些占据好地段的住房都在过去若干年得到巨大的升值，而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获得土地升值的收益。
在增量的工资性收入当中，国有垄断部门与市场部门的差距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这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关，中国的GDP在过去多年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与房地产拉动，这些项目有利于上游产业，而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垄断，比如钢铁、能源、金融等行业以及拥有土地的地方政府，他们在增长中获得最多的利润，但国企并没有将主要利润上缴财政，地方政府也没有将土地收入投到公共领域，而是继续投资，从而形成了一个政府投资与国企之间的内循环。这体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储蓄率上升，而居民部分则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着眼增量的分配改革应该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红利，而不是任由国企自己内部分配或者盲目性的投资扩张。
造成经济不平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腐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腐败随之盛行，政府官员寻租产生的“灰色收入”拥有巨大的难以量化的规模，腐败如此泛滥以至于半公开化，比如被网民揭露戴名表、开豪车、住别墅的官员们。而且腐败的形式开始从收受钱财到了获取资产，比如住房、股权、字画、国有资产等，资产价格的暴涨让这些寻租官员成为千万乃至亿万富翁。
而在这个时期，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自1992-2008年，劳动力报酬所占GDP的比重下降了5%，家庭支付的生产税上升了0.2%，家庭资产收入（主要是利息收入）降低了1.9%，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了9%，家庭消费降低了12%。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家庭收入在降低而税负上涨，并影响到了消费。
收入分配改革本质上是制度性改革，利益再分配如果不改变不公平的权利现状很难推行下去。打击腐败、降低税负、国企分红、完善社保、征收资产增值税、取消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前提，也是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