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一次性向62万人派发超过2.2亿的红包。这样一则消息立马引发热议。
有人直言羡慕，应该全国推广，也有人觉得钱不应该这么发，该集中给有需要的人，到底该如何看呢？
香港、澳门发全民红包已经被热议已久。而三亚是公开资料中第一个这么做的内地城市。中国内地许多城市也在发放物价补贴，而三亚的红包虽然名义上也是“物价补贴”，不过有着本质区别--别的城市主要是在物价连续上涨的时候发给弱势群体的救助措施；三亚则是全民化、常规化。三亚派发对象是，具有本地户籍的城乡居民，以及连续6个月以上（含6个月）参加三亚市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非本地户籍的在职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而从2011年开始，这样的全民红包已经被制度化，基本上一年会发两次，且被纳入了常规财政预算中，不是个临时措施。
不少评论嫌每月60元/人太少，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
2.2亿元的总量并不少，不过分摊到62万人那里去，平均每人每月是60元人民币，有人戏称吃顿饭都不够。作为旅游城市，三亚的物价非常高，比起国内的一线大城市来说，也不遑多让。
于是很多人质疑这样的“物价补贴”，觉得太少，而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发给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在澳门的“全民分红”中也常见这样的质疑。的确，同样一笔钱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是效用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把给富人那笔拦截起来，全部发给穷人去。
但是，全民红包和社会救助并不矛盾，展现的是政府对民众普遍的、道义上的关怀
在社会学中，全民红包这样的社会福利手段被叫作社会津贴，和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并存于社会福利体系中。例如三亚在发全民红包的同时，低保制度也并存着。更明显的则是澳门，澳门在全民发红包的同时，别的一揽子社会救助措施也没停过。当然社会津贴有时也会分群体，但是分得十分粗，例如给所有65岁以上老人派红包，也只有65岁这个年龄门槛，并不会区分老人的贫富、健康状况，这样也减少了识别的行政成本。
在香港，高龄津贴又叫“生果金”，就是因为钱很少，关怀为主
那么，到底为什么有社会津贴的存在呢？根据学者唐钧的说法，“社会津贴的特点是‘不论贫富，人人有份’，追求的是‘结果平等’，同时也节约行政成本。在战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一帆风顺时，这样的制度安排比较多见。”而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讨好人民”，常常跟功利性的目的有关。所以，一般而言，“社会津贴”的数量不是太多，体现的是政府对公民道义上的关怀。这种关怀一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种对民众的“补偿”，像是澳门，博彩业也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所以要寻求理解和支持；第二个层次则更高级一些，也就是“和公民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果实”。所以，一些学者又将“社会津贴”称作一种公民权。
因此，在三亚这样特殊的旅游城市，发“全民红包补偿民众”有很强的正当性
把三亚发放全民红包的时间节点和三亚这些年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就很清晰了。2010年，三亚和中国不少城市一样，开始根据发改委的政策发放物价补贴，但是对人群有限定，到了2011年，三亚将补贴政策扩大到了“全民”，并且还把一些非户籍常住人口也给包括在内，形成了一年两次红包的制度化派发。
2010、2011年的三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切和房产有关。2010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海南国际旅游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除了游客而外，房地产商也蜂拥而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1月，海口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5.1%，三亚上涨31.2%，涨幅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前两位。当地人承受着物价的暴涨。根据三亚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在2010年上半年，三亚城镇居民的支出受物价上涨影响呈现快速增长，人均消费支出为7614元，同比增长15.7%。人们甚至开始“节衣缩食”起来--“牛肉消费量下降13.3%，鲜蛋消费量下降29.7%，鱼消费量下降5.4%，虾消费量下降2.4%。”这样的趋势持续着，就在今年春节期间，三亚政府破天荒地又临时追发了一次红包，除了台风海燕之外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季节性外来人口的增多，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农副产品和水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居高不下。
吃饭贵，房价高，再加上蜂拥而至的游人，肯定会给当地人带来生活不便甚至是矛盾，因此，做一些“补偿”就在所难免，就算是争取本地民心。何况，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是也不是“聊胜于无”这么简单，特别是对于贫困人群是有意义。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三亚城镇居民2012平均一年在食物上的消费支出是7604元，这么一看720元的补贴还是能够很有用处的。
三亚的物价非常高
发红包做道义上的关怀很值得，只是各地制度设计最好不要一刀切
在前几年的时候，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曾经有过一个每个公民发1000元红包的提议，引发过一次关于“全民分红”的社会大讨论。而三亚的新闻一出，也有很多别的地方的网友表示羡慕。甚至厦门当地的媒体很快就做了一个专题，表示同为旅游城市，厦门的财力远在三亚之上，所以厦门有没有可能也效仿三亚做一次“全民分红”呢？其中一位网友就回复称“一个月几十块钱，虽说像洒胡椒面，可没什么比真金白银实惠了。”另一位网友说，“发吧发吧，提高一下幸福感。”这也的确道出了全民红包的真谛，钱不在多，在于“道义关怀”几个字。尤其是在像三亚这样，普通民众生活因为旅游开发等特殊的项目而被严重滋扰的地方，“道义关怀”就更是应该。在内地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并且就算不存在这样的特殊因由，“还富于民”或者说“与民众分享发展成果”也是“道义”。
而发红包不如减税，又或者全民发红包不如给有需要的人这样的驳斥论调也欠缺道理。一来，这些措施完全可以和全民红包并存；二来全民红包更会让人感受到直观的尊重和关怀；三来，一些措施执行得不完善，很可能在各种门槛上就卡住了需要的民众，还不如全民红包这样无门槛，人人可得的形式。
所以，其它地方政府效仿三亚派发红包也没有问题。只是有的地方财政状况很好，实力雄厚可以支撑，有的地方则地方财政就很穷，需要中央政府更多的支持；有的地方特别是资源城市，民众对“开发”的痛感很深，需要的补偿可能更多；总之在制度设计上很难一概而论。
当然，怎么慰藉也比不过收入增长，否则全民红包的效用也不会好
如果收入差距太大，总体收入太低，杯水车薪的慰藉功用不会太好
神木就是个例子，当地靠着资源富起来，像是“全民医疗”这样的案例也是直观的民生工程，可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生活成本攀升得离奇，普通百姓生存不易。归根究底，像是“房姐”这样的人掌握着资源，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被扭曲的收入分配治不好，不管搞什么慈善，搞什么民生工程，其实也是白搭。所以三亚和澳门尽管都做着派发全民红包的事情，可是“里子”也完全不同。不妨做个比较：
博彩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而博彩和旅游相关行业也正是澳门吸纳人员就业最多的，且收入不菲。最新的一项对于澳门家庭住户的统计是，住户每月收入为41，423元，较五年前增34.1%；每月平均消费开支为29，177元，实质升27.1%。当地学者就分析，居民的收入跑赢了通胀，剩钱能力在增强，同时贫富差距也在缩小。反观三亚，尽管是个旅游城市，但政府收入主要靠房产，但是根据三亚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房产在2010年只吸纳了当地2%的就业人口。而大量的“失地农民”就业也成为难题，他们得不到好的工作，不光是嫌苦嫌累那么简单，根本还是在开发浪潮中利益受损，但是补偿很少。所以当地居民的收入并没有随着旅游和房产的火爆水涨船高。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也限制了人们的收入，并且房产开发中征地、拆迁等问题也让很多人利益受到伤害。第一财经采访的一位当地居民就说，“外地都是来旅游或买房投资的，普遍财大气粗。本地人上班族都感觉精神面貌差很多。”
所以，三亚的红包，整体而言的确就是皮毛的慰藉，收入分配和增长这个根子不解决，道义上的关怀作用就显得不是那么强了。而这，显然不是三亚一地的问题。
不解决收入增长难题，全民红包的“道义”作用也会减弱结语本质上，全民红包显示的就是一种道义关怀，三亚的模式当然可以推广，不过，比这更重要的还是国民收入增长问题，否则这点道义关怀都会被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