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又该如何跨越?这一话题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
“不接受‘否定论’，不赞成完全的‘乐观论’。”5月7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每经智库、中信出版集团协办的“中国经济真问题——‘中国的坎’研讨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
贾康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表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国梦”的顶级真问题。应该持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思维，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在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中，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潜在威胁，经受住这一历史性的考验。
跨越“陷阱”之路不会平坦
NBD：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讨论众多，您持怎样的观点?
贾康：“中等收入陷阱”所指的是一个统计现象，具体可以按照世界银行对全球各个经济体收入组别的划分，分为“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两个组别。对于要完成现代化“中国梦”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顶级真问题。
通过对前面大半个世纪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进行研究分析，我们发现，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长率均值为8.5%，而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长率均值为5.08%。并且，就全球范围内的成功者来看，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续时间平均为15.9年。
我认为中国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经过研究测算，我们认为中国晋级中等收入组大约在1997年，而晋级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年度为2010年，所以中国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续时间为14年。
中国在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GDP增长率均值为9.87%，高于8.5%的世界均值，与以前的成功者相比，仅次于新加坡10.02%的增速均值。
按照15.9年和年增长5.08%的平均值计算，以中国2013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6560美元为基数，达到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高收入下限值12814美元所需时间为13年，但考虑到高收入下限值仍在逐年增长，故从总量方面来看，中国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将不会特别平坦。
NBD：您所言的“不会平坦”具体指的是什么?
贾康：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未来15年左右应至少不低于5.08%这一平均值;另一方面，即使GDP增长率不低于平均值，考虑到高收入下限值的上浮，中国也有可能在15.9年这一平均年限中并不能顺利晋级，而可能面临更长时期的考验。譬如，波多黎各跨越这一阶段持续了29年。
将承受先行发达者压力与制约
NBD：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给我国可以带来哪些启示?
贾康：可以通过将中国和成功经济体进行对比，通过分析那些经济体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间节点的城镇化水平，来观察中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面临的挑战。
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来看，日本和韩国在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所以即使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伴随着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率还是在原有较好的基础上能稳步达到较高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在城镇化率的起点上水平比较低，这也意味着客观上需要更高的城镇化提升速率。可以推测，如果想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当在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背景下努力争取制度红利，实现技术赶超，从而焕发经济活力，这样才可能在城镇化水平与其他因素相结合的综合表现上，逐步缩小与成功者的差距。
NBD：你刚才提出中国跨越之路将不会平坦，那么能否分析具体的难点包括哪些?
贾康：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先进者对后进者有制约影响。后发赶超者势必承受先行发达者的压力和排挤。
中国在追赶和借鉴中需要保持理性，全球经济“老二”的这把交椅不好坐。例如，当下人们非常关注美国特朗普新政中的减税，这个“老大”的减税，被有些评论称为是对中国减税的竞争与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压力。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怎么借鉴，怎么应对?
从“财政三元悖论”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来说，在减税、增加公共福利支出以及控制赤字和债务水平这三个公众都非常拥护的政策方针中间，其实充其量只可能同时实现两项。
美国人的减税，实际上在三元悖论的制约框架之下，有一个其他经济体完全没有的“美元霸权”空间，可以把这样一个终极约束在现实生活中间的临界点，在很大程度上外推，中国在这方面显然跟美国不可同日而语。
还要特别注意到：同样都是“税”，美国的税制是明显带有现代化特征的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而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中国的税制结构目前还没有实现“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而且还是顺周期的;同时也没有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有效再分配功能，这有可能使我们社会中已经积累的矛盾深化和加剧。
所以如果简单地把“减税”两个字从特朗普那里搬到中国，后面跟着的是不同的方案设计，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现实情况。基于此，中国必须防止在这方面简单地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以制度红利实现赶超过“坎”
NBD：就中国经济自身而言，还有哪些难点?
贾康：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使得“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难以回避，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及矛盾凸显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产业革命加速与自身技术水平落后和技术战略储备不足带来的压力，面临着资源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人才、科技创新能力与多种结构问题的挑战，趋于消失的后发优势等挑战。
NBD：您也提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需要争取制度红利。应该如何发挥出制度红利?
贾康：引领“新常态”和跨越“陷阱”之路，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和“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结合。
制度与行为联通机制的优化再造，经济发展中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决定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潜力、活力释放。
在优化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在以和平发展、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寻求共赢、摒弃“你输我赢”旧思维的取向下，通过中国自身攻坚克难制度变革的成功，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现，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横亘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
我们只要坚定地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大政方针，我们将会有望以6.5%左右的年均增长、匹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经济社会进步，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再于其后不到10年的时间，在2030年前成功“过坎”。
